书法史上的魏晋时期留下了无尽的辉煌，以清雅、高逸、流美、洒脱为特征的“魏晋风韵”，一直被后期书家苦苦追索。书法演进有种奇特现象，一种审美风格的形成，从萌动、滋生、繁茂、壮大到成熟，往往经过漫长时间的孕育，高峰形成后又迅速坍塌。同样，“魏晋风韵”在隋唐后便跌入低俗，虽也不乏书家踵其前贤而光耀千秋，但水准始终难以接近、持平或超越，只能望其项背空发仰慕之思。

　　书法特别垂青于魏晋，书家才情早熟，素养宽博，韵致别具，人才辈出各领风骚。我们从书家行为与心路历程便可知晓“魏晋风韵”产生的本质和动因。魏晋时期书家大多放浪形骸，举止超脱，不滞于物，不拘于事。这种外界表现缘于他们充沛的内在感情，情感丰富，易于动情，对事对物一往情深，执著而痴迷。而这种情感体认与把握，又缘于他们对生命意识的高度敏感。一方面，他们哀叹生命之仓促短暂。王献之《桃叶歌》中的“春花映何限，感郎独采我”，对人生短促一唱三叹深感于怀，人生如梦、所欣皆为陈迹的悲凉始终萦绕胸际。另一方面，他们感受到生命反复无常。那个时代，谁都可能瞬间抓住偶然的机遇而登朝入室，谁都可能因不测之际而面临灭顶之灾，世事动荡成为人们存活的强大而酷烈的异己力量。《三国志·钟繇传》中记载：“人当道情，爱我者一何可爱，憎我者一何可憎！”正是社会炎凉极好的写照。再一方面，他们欷歔生命之虚空无依。谢安在《与支遁书》中说：“人生如寄耳，顷风流得意之事，殆为都尽。”生命随波逐流、风雨飘摇，使得趁时纵欲、及时行乐心态甚嚣尘上。为此，他们反复叩问生命真谛与意义，在心灵深处自觉地认识到，真正的人生就是要以自己的风度、智慧和思想来证明自身的存在与价值，用宽广旷达的胸怀深情拥抱这个世间。

　　这种自觉的“生命之思”，直接导致“魏晋风韵”的形成和发展。而与之相比较，后世书家再也没有这种自觉自醒的机缘，失去了原生态感悟的底蕴，有的仅是享受智慧之果的福报，以此唤醒自己的审美意识，“睡他人之榻，被他人唤醒”，正是后期书家无法超越“魏晋风韵”的本质原因。

　　从书法史上最接近王羲之、王献之的书家来分析，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功利目的和生活体验使智永成为“魏晋风韵”的谢幕者。作为“二王”后裔的隋朝书家智永书艺过人，但他书写目的十分功利，生活方式也十分怪异，躲进楼阁临摹40年，只望复兴祖上宏业，留芳百代。强烈的功利心和生活际遇使他无关严冬酷暑，无关春青秋黄，既不闻外界自然风风雨雨，也不见寺内杨柳岸晓风残月，这样的举止本身就与“魏晋风韵”难以合辙，使之书法相较王羲之笔法的秀润与圆劲还差一些火候，清健流便稍显不足，欲传承祖上风韵只能徒生望洋之嗟，仅成为这一脉最后一位杰出的传承人。

　　个性追求和创新理解，使米芾成为“魏晋风韵”信奉者。北宋的米芾天资高迈，为人狂放，信仰魏晋风韵，心慕手追“二王”书迹，《宣和书谱》中记载：“米芾书学羲之，篆宗史籀，隶法师宜官。”《宋史·文苑传》中说：“芾特妙于翰墨，沈著飞翥，得王献之笔意。”虽然他一生临池不辍，但刻意角逐个人笔法，求其特殊而又设法求变，最突出的是他笔法圆转、竖钩呈现陡起与“蟹爪”，使书作外形过分竦削。他有“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中和”思想的体验，但又自称书写过程为“刷字”，讲究痛快淋漓，欹纵变幻。这种人为的色彩和“魏晋风韵”还是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内在情性和自我意念使苏轼成为“魏晋风韵”突出者。与智永、米芾不同，苏轼有着自己对生命意义的见解与思考，这正是其《黄州寒食帖》被世人评为“天下第三行书”的重要原因。他理解王羲之的“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价值创造之中，所以有骇世之言“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他的“生命之思”主要表现在人生不必对流逝的生命作无谓哀叹，不能把生命绝对化，而应多维度去加以体验，顺则“兼治天下”，逆则“独善其身”。可以看出，他更多的是对王羲之的继承与发展，而且继承大于发展，失却“首创”与“自觉”意义。他将情性和自我意念举得过高，提出“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的书学思想，过分注重书家主观情感作用，格外追求创作心态自由。情感浓郁甚于王羲之，有其优也有其劣，尽管如此，还是可以认为，在书法的千年历史长河中，苏轼是最接近且具有“魏晋风韵”的卓越书家。

　　时代审美和承续动机使赵孟頫成为“魏晋风韵”追随者。元代的赵孟頫直追“晋韵风韵”，耽于“二王”时间最久，潜心研习“二王”功夫最足，明代的王世贞在《彝山堂笔记》中说：“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复二王之古，开一代风气。”他对书法的最大功绩便是复兴“魏晋风韵”，影响之大在元、明、清三朝中无出其右。但时殊境迁，世人面对现实已无生命叹喟。而且在艺术形态上，审美也在发生着变化，彼时总体上艺术审美风格日趋内敛，气度日趋狭小，特别是艺术上“逸笔”成熟，使得时代审美更加精致、典雅、秀媚、甜熟。同时，在传承动机上也值得深究，也许赵孟頫追溯魏晋，有着恢复传统的民族意识，但更多地为超脱现实环境之需。所以后世书家批评他“媚”“熟”，如明代董其昌说：“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并非尖酸刻薄。这就是赵孟頫对“魏晋风韵”只能步其后尘，而不会为其增色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