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出现过三次消费贡献率的高峰，且消费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70%。
第一次出现在1983到1985年，平均消费贡献率为72.0%，当时的经济体制改革释放了投资和消费需求。
1983年1月12日，邓小平同志与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将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转变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强调“要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提出了“增强企业活力，特别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指出“要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这是打开商品经济大门的重要历史标志，计划经济时代的生产经营方式逐步被替代，生产经营者积极性高涨，市场供给能力提升。全国上上下下多年积累的、强烈的发展和投资冲动逐步被释放，同时被释放的还有长期被压抑的消费需求。1984和1985年消费贡献率分别高达69.4%和71.1%，投资的贡献率也达到41.2%和79.9%。我国经济体制开始探索市场化转型，当时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尚不能快速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出现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1985年CPI上涨9.3%，社零额增速高达27.5%。
第二次高峰出现在1989到1990年，平均消费贡献率为87.7%，政府开展了三年的治理整顿，货币财政双紧缩后经济“硬着陆”，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下降为负。
20世纪80年代在价格改革过程中引发了严重通货膨胀，1988年CPI为18%，城市出现了商品抢购风潮。政府决定从1989年开始开展实行货币财政双紧缩。在货币政策方面，提高利率，收缩信贷规模，控制货币发行。在财政政策方面，开征特别消费税，征收预算外调节资金等。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物价管理强化等多方面的措施出台。政府大力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加有效供给，这两年投资贡献率分别下降为负19%和负54.2%，消费贡献率分别达到94.4%和81.0%。市场低迷、存货过高，很多企业处于半停产状态。通货膨胀化解了，但是也付出了代价，1990年GDP增长率回落到3.9%，社零额增速只有2.5%。
第三次高峰出现在1999到2000年，平均消费贡献率为84.0%，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出口贡献率下滑为负。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造成亚洲许多国家的经济衰退，并危及到拉美、欧洲和北美的一些国家，全球金融动荡、股市暴跌，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下降。1999年和2000年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负9.8%和负0.5%。为了弥补出口需求不足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1998年我国政府使用了一系列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比如，在货币上，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三次降息、下调存款准备金、取消贷款限额控制等。在财政上，扩大政府支出，通过银行对国企增加贷款，用于支付职工工资，稳定了居民的收入，刺激了消费需求。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1999年和2000年分别高达89.0%和78.9%。
第四次高峰可能出现在2019到2020年。受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渐减小。
从前面三次消费贡献率出现的高峰可以看出，一是消费对经济贡献大的时候，消费规模增速不一定是快的，比如第二次和第三次消费贡献率的高峰，1990年和1999年社零额的增速也只有2.5%和6.8%。二是消费贡献率的高峰也常出现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第二次和第三次消费贡献率高峰时期，GDP的平均增速仅为4.1%和8.1%，分别为当期前后5年内的最低增速。三是消费贡献率的高峰具有一定的周期性，1989到1990年与1999到2000年之间隔了10年左右的时间。2009到2010年本也会出现一次高峰，但是在当时投资强刺激下，消费贡献率退居投资之后。2008年美国次贷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经济，为防止经济过快下滑，“保八”成为第一要务，中国政府于2008年推出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到2010年底约投资4万亿元。2009年和2010年投资贡献率分别达到86%和65.2%的高值，相比较之下，消费贡献率为56.8%和46.3%。强刺激拉动中国经济率先快速走出危机阴霾，同时也带来了产能过剩、杠杆过高等后遗症。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发展转为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虽然我国出口形势比较严峻，但不会像2009年那样采取投资强刺激，否则这几年的转方式、调结构的成果有可能被抵消，留下难以消化的后遗症。当前应该追求高质量的经济增长，而不是让经济增长速度回归到历史上的增速。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在新阶段、新起点开创稳中求进的新局面。由此，与2009到2010年时隔10年后的2019到2020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又迎来一次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