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从未如此渴望了解中国。《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这样一本中国读者看起来都不轻松的学术著作，自2015年出版以来在全球发行的语种达21个，殷切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事实上，中国出版业70年来“走出去”的发展历程，正是中国向世界硬性喊话到柔化讲故事、世界对中国的声音充耳不闻到现阶段渴望了解更多的过程，新中国的繁荣发展史也是一部对外出版发展史。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外交流更多的是采用对外宣传、非贸易输出的方式，出口重点是政治理论书刊。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为了方便用户选购国外图书，每年会组织十几次小型外国专业图书展销会，“频繁的展销会让各地从业人员都感到应接不暇，所以我们为了方便国内用户集中采购外国出版物，同时吸引更多国外出版公司前来参展，就有了创办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想法。”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张纪臣向记者回忆。

　　1986年9月，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承办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书展——首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35个国家和地区的出版社参加了书展。半个世纪之后回眸再看，这仍然是一项极具意义展会，它标志着中国出版业和世界开始了成规模的沟通和交流。

　　自此开始，中国韬奋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原总裁聂震宁把中国出版的“走出去”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自发“走出去”阶段、提速“走出去”阶段和出版业资本“走出去”阶段。

　　在他看来，自发阶段以首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举办为标志，但出版业的国际交流基本上停留在版权贸易的一般业务层面上。这一时期的版权输出，大都是旅行、艺术、中医、养生等选题，输出地区集中在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输出到台湾、香港地区的数量最多。

　　在提速阶段，从2003年到2013年，中国图书实物出口增加了4.62倍，突破1亿美金，版权贸易引进输出比例缩小到1.7∶1。期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原新闻出版总署于2005年启动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引起国内外出版界的关注，有效激励了跨语种版权贸易。

　　在此期间，2006年的第十三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则首次实现了图书版权贸易顺差。时任新闻出版总署对外交流与合作司司长的张福海直言“这是一个历史性突破”，他认为“中国出版业都已具备‘走出去’的实力”。

　　2019年刚刚结束的第二十六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以漂亮数据印证了张福海当年的预言：今年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5996项，其中，达成各类版权输出与合作出版意向和协议3840项，同比增长6.37%，达成引进意向和协议2156项，同比增长4.26%，引进输出比为1:1.78。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已经成长为仅次于法兰克福书展的全球第二大书展。

　　在资本“走出去”阶段，中国出版企业通过并购、合资或独资等方式，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设立出版社、实体书店等分支机构，内容生产和渠道销售覆盖更广，形成一批“走出去”业务的海外支点。

　　有着“出版国家队”之称的中国出版集团目前已成立了24家中国主题国际编辑部，共同策划出版了“中国著名企业家和企业”系列、“中国报告”系列等一批阐释中国传统文化、讲述中国道路的优秀作品；中国外文局目前已与30个国家的近50家主流出版机构签署了“中国主题图书海外编辑部”合作协议，300余种图书在对象国落地出版；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2017年携手国际按需印刷企业发起成立了全球按需印刷联盟，构建了可覆盖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渠道。

　　已经推出《中国共产党如何反腐败》《中国梦，谁的梦》等书英文版的美国圣智学习出版集团，与中国出版界有着深度合作。该集团国际部总裁亚历山大·布罗赫向中新社记者坦言，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的生活不断改善，社会不断进步，思想也在发生剧变，但与此同时，多数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仍非常有限，可能只知道中国功夫比如成龙、李小龙，中国的食物比如宫保鸡丁、饺子。“其实大家对中国这个新兴经济强国非常好奇。这给了我们一个契机，来做更多中国主题的出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