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近年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对于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至关重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实施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为助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和阐释工作取得更大成果，6月18日至24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鸿率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专题调研组，围绕“推动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赴山西、河南开展调研。
调研组深入临汾、洛阳、郑州和安阳，实地走访16个具有代表性的考古相关遗址、博物院馆、工作站等，与当地基层考古文博工作者进行座谈交流，以实地调研与理论探讨相结合的方式，紧扣调研主题深化认识思考、积极建言献策。
殷墟博物馆，以玄鸟为图腾，以青铜为礼器，以文字为记载，汇聚成辉煌壮美的商代文明。
双槐树遗址，牙雕家蚕和蚕丝蛋白的发现，与该时期农作物的大量出土、“北斗九星”遗迹的发掘相印证，呈现出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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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具有代表性的遗址、博物院馆中，委员们看到了中原地区中华文明演化的清晰轨迹。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做好我国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我国古代历史尚存许多未知领域，比如夏代史研究还存在大量空白，因缺乏足够的文字记载，通过考古实证信史就变得尤为重要。又如“三皇五帝”等史前人物，究竟是神话传说还是确有其人，更需通过考古工作揭开谜底。
最早的中国在哪里？带着这个问题，调研组来到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境内的二里头遗址。该遗址是有关夏文化研究的重要遗址。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专题数字馆，委员们沉浸式体验了以二里头遗址为核心的早期中国图景，感受“华夏第一王都”的恢宏气象。
而在汾河岸边，陆续发掘出的城墙、宫殿区、大型宗教礼制建筑等实证表明，4000多年前的陶寺是一处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中心。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就是尧舜之都。
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作协主席李骏虎多次在此进行文化寻根工作。他颇为自豪地告诉记者：“陶寺遗址的发现，对应了《史记》和《尚书》的记载，使得尧舜时代成为信史，其丰富的史料和传说故事，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和阐释的海量宝库。在开启家天下之前漫长的先夏时期，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各个阶段，在山西的晋南、晋东南都有典型的遗址和活跃民俗发现。”
如何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工作，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更加清晰、全面地呈现出来？
“用双莲壶共饮盟誓，化干戈为玉帛，是和平、友好、平等的象征。”大河村遗址博物馆讲解员对于“明星”文物彩陶双莲壶的一席解说，引发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族博物馆副馆长郑茜的思考：“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既需要揭示出中华文明发生、发展的清晰脉络，也需要解读出中华文明一系列独特思想观念、价值理念的成因及其内在演化规律，而考古成果就蕴含着助力我们去理解和揭示这些基因密码的钥匙。”
全国政协常委、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陈润儿认为，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要揭示考古工作经历的物化、文化、活化过程，还要树立正确的文明观、把握能动的认识论、掌握好辩证法，深入进行理论探索，包括探讨符合历史实际的人类文明特别是中华文明的认定标准。
在调研中，委员们发现考古工作正面临着一个基本矛盾：一方面需要加快文物考古工作进度，更好揭示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进程及其特点；另一方面考古学“慢工出细活”，需要大量人力、财力等资源投入，欲速则不达。对此，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傅兴国建议，加强统筹规划、协调推进，围绕一些重大历史问题，聚焦关键核心遗址，作出总体安排，集中力量攻关，争取早日发现有价值的实证材料，破解中华文明起源的突出问题。
“要转变观念，准确认识考古事业的科技特性，遵循科技发展规律来推动考古事业。”一路走来，委员们深刻认识到加强科技支撑和多学科合作对考古工作的重要作用。
从无人机到显微镜，从浮选植物遗存到基因钓鱼技术，科技支撑、多学科联合攻关的理念，已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各核心遗址考古工作的新常态。
山西垣曲北白鹅墓地考古现场，在距地表4.6米发现的一座大型墓葬处，原位建设了全国首座考古发掘“地下方舱”。该方舱将墓室整体置于实验室内，联合多所高校联合开展精细化考古发掘，并借助超景深视频显微系统等，成功获取有机物资料和相关信息，初步探索出考古发掘和自然科技手段有机结合的文物保护模式，为未来田野考古工作提供了可行的发展方向。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建议科技部门加大文物考古科技创新支持力度，积极考虑将考古机构纳入科研事业单位序列管理，在考古和文物保护关键技术、专用装备研发以及设施装备配置等方面给予更多政策支持，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地方落实《考古装备及设施配备导则》，切实提升考古设施装备科技化水平。
在多学科合作方面，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从一开始预研究阶段仅涉4个一级学科，到目前正在实施的第五期项目，所涉一级学科已达17个，直接参研学者近千名，成为迄今世界上参与学科最多的研究人文学科重大问题的项目之一。
“落实好多学科交叉，需要更广泛的学术交流。”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王元青对此有着深切体会，“目前同一专业的‘小同行’交流比较多，跨专业交流相对较少。做好跨专业交流，更容易碰撞出创新的火花，更好助力考古学科的发展。”
调研组发现，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中的应用已硕果累累，但一些深层次共性问题仍未解决，比如目前仍面临科技支撑和多学科合作不充分，考古机构、科研院所、高校合作渠道没打通，跨学科资源整合有限等问题，科技考古与田野发掘“两层皮”现象仍然突出。全国政协委员、郑州大学副校长单崇新希望能够加强高校、考古机构和考古遗址之间的交流合作，吸纳更多高校教师和学生参与重点考古遗址的挖掘、研究和保护等环节，一方面缓解考古遗址人手不足问题，另一方面在专业实践中锻炼与培育一批考古人才。另外，建议加强科技手段在考古领域的运用，利用多学科交叉优势推进考古学的发展和进步。
“这是迄今中国最古老的观象台，由13根夯土柱组成，呈半圆形。当太阳从塔儿山升起，在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等不同的节令，阳光会从对应的柱缝中通过。”在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陶寺考古队领队高江涛，正站在他2004年亲手挖掘出的陶寺观象台观测点，充满激情地为调研组讲解与演示观象台如何甄别节令。
高江涛扎根田野考古发掘第一线已20年。黝黑的皮肤，是他长年风吹日晒、田野工作的见证。动情的讲解，展现了他对考古挖掘的热爱。他说，他坚信“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考古工作者应当吃苦耐劳、勇于担当。
无独有偶，在裴李岗遗址，调研组见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裴李岗考古队领队李永强。李永强是裴李岗考古队的第二任领队，第一任则是陈星灿。当李永强为调研组介绍裴李岗遗址相关情况时，陈星灿适时进行补充讲解与诠释，每件文物、每块遗存，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还有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侯马工作站正在进行文物修复的考古工作者，虽已满头白发，但依然饱含如初的热情与耐心，力求将碎片一一完美拼接；殷墟博物馆车马遗址展区的研究人员，数年如一日坚守在考古一线……
“在商品经济大潮下，考古工作者仍秉持优良传统扎根基层，甘坐冷板凳、不求追风追热。正是这种扎扎实实的铢累寸积，揭示出一个个实证中华文明起源的珍贵成果。”这是委员们的突出感受。
与丰富的文物资源、繁重的文物保护任务、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求相比，文物人才队伍在数量、结构、质量等方面仍存在短板。以河南为例，全省考古单位参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及夏文化研究且具有一定研究能力的总人数不超过10人。除省文物研究机构，只有郑州、安阳、洛阳、开封等市有专门文物研究机构，部分省辖市只有1名一线文物考古人员。近两年，尽管各文物考古单位增加了人员引进力度，但新招录人员尚需锻炼，短期内无法培养有效的研究能力。
对此，委员们呼吁，尽快推动落实考古机构编制保障措施，用好新增编制，完善人才引进政策机制，壮大机构队伍规模。
国家文物局科技教育司副司长周君生介绍，针对探源工程实施过程中存在的考古人才总量不足、高层次人才缺口大等重点问题，国家文物局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就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重点发力，作出系统部署。实施考古学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和“全国考古人才振兴计划”，壮大人才规模，打造中坚团队。
在陶寺遗址，刚毕业三年的年轻考古工作者小赵，曾就读于文物保护与修复专业，已习惯日常在裤袋里揣一把小铲。从挖掘到修复，他期待自己能发掘出更多尘封地下的文物，并将其修复如初。
当调研组即将离开裴李岗遗址时，从发掘现场迅速跑来两位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利用有限的时间向陈星灿请教、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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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厚的爱国情怀、坚定的学术志向、顽强的工作作风等优良传统，在一代代考古工作者中传承，为考古事业后继有人、人才辈出汇聚力量。
“在宫院我领了万岁的旨意，上前去劝一劝驸马爱婿……我的女不拜寿是她无有理，你不该吃酒带醉怒气冲冲进的宫去打骂你妻……”
山西省襄汾县丁村一座古香古色的宅院里，传来一阵高亢激越的晋剧声腔——全国政协委员、山西艺术职业学院副院长苗洁正在演唱《打金枝·劝宫》选段。
这座古宅，是我国第一座反映汉民族民俗风情的民俗博物馆——丁村民俗博物馆的第三院。其厅堂正中悬挂祝寿匾额、下设福寿屏风，喜庆祥和的祝寿场景，让苗洁不禁联想并演绎起晋剧《打金枝》中的“祝寿”情节，迎来游客的阵阵掌声。
这次不经意的“邂逅”，让苗洁脑海中浮现出一个想法：用“祝寿”搭建丁村文化与晋剧艺术相融合的桥梁，能否为弘扬丁村文化与晋剧艺术带来新机遇？于是，唱完晋剧选段的她，又“紧锣密鼓”地与丁村遗址讲解员张栋交流起这一想法的可行性，她期待能够以文旅深度融合的方式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播好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化产业协会会长张斌深表认同，“想要激活文物的生命力，可以从产业上延伸、产品上发展。这就需要开展良性的课题研究，做好良性的队伍建设，形成良性的产业机制。”
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
“一个怪物八条腿，中间长了一张嘴。这是什么字？”“八十多了一横，六十少了一点。这个呢？”……在中国文字博物馆的互动功能区，委员们竞相猜起了投射于地面的一个个字谜。前方不远处，摆放着一个“写对联”的触屏屏幕，先点击选择背景、字体，再写上横幅与对联，然后点击“发布”，大门上方及两侧便能实时显示对联，激发起大家写对联的兴趣。
“用数字化、场景化、艺术化的展陈表现手法，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体现文物的多重价值。”从事多年文物保护工作的全国政协常委、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张复明建议，用“可见、可及、可互动”的智能科技手法，由物触景、由物见人、由物及义，切实让历史文物能够说出话、发出声、道出理，焕发时代活力，彰显当代价值。
在山西侯马晋国铸铜遗址，取土、筛选、和泥、设计、刻模、翻范、阴干、烘范、合范、化铜、浇铸、剥离、打磨，13道铸铜工艺完整呈现在眼前。每件铜器浇筑前都需要制造出模和范，让委员们看到了“模范”的出处，也让委员们深切感受到，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阐释，还要把中华文明理念和现代社会相结合。
推进考古文博的科学普及非常必要。委员们认为，做好阐释工作，不仅要挖遗址、搞科研，还要及时向社会大众开展科学普及，这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起到积极作用，同时能更好地团结群众、凝聚群众。“要用科学严谨的态度来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普及，防止功利化、庸俗化甚至是神话化。”全国政协常委、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张震宇说道。
走进近年来频频“出圈”的河南博物院、殷墟博物馆等，游人如织，其中不乏外国人的面孔。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建议，“依托国家重点博物馆，着力培育高素质的自主策展和外宣团队，推出高质量的中华文明起源主题外展，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博物馆文化品牌。建立跨部门文化传播联动机制，加强全媒体、数字化传播，提升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力。”
加强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的传播，还要立足中国大地，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全国政协常委、原副秘书长赖明提议加强国际合作，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以影视剧等形式深入挖掘中华文明故事、讲好中华文明故事，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