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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独特价值观
发布时间:2024-06-1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数千年来,中华传统文化中产生并形成了为整个民族所共同认可、普遍接受而富有强大生命力的优良传统,孕育出中华民族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形成了独特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为深厚的文化支撑,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最深远的文化血脉滋养。

  天地人相参,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共同关注和思考的重要命题,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理论逻辑。《周易》将人与天、地并称“三才”,阐发了丰富的天人和谐思想,认为人应当“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相参。《易传·文言》提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所谓“与天地合其德”,指人与自然要相适应,相互协调,实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老子提出“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孔子提出“惟天为大”,强调的都是对自然的一种敬畏。汉代董仲舒更明确强调“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北宋张载在《正蒙·乾称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南宋朱熹通过论述上天之德来探讨为人之道,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气而生,故此心必仁,仁则生矣”,以天与人相生的关系,论证“仁”的重要价值。

  “天人合一”的思想,要求人们以友爱、宽厚的态度对待自然生态、自然万物。相传夏禹提出禁令:“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对人们伐木、渔猎活动进行了严格限制。到了商代,保护自然与道德教化的目的结合起来,《史记·殷本纪》记载了商汤“网开三面”,给鸟放开生路,从而使天下归心的典故。《周易》描绘了“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其乐融融的生态美景。孔子提出“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反对用大网拦河捕鱼,射猎夜宿之鸟,主张给动物留条生路。睡虎地出土的《秦简·田律》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隄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这种生态伦理思想得到传承,我国历代文化作品中都有对生命关爱和感怀的表达。

  “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古代中国人形成的对有关主客体关系的认识,是一种讲求和谐共生的宇宙观,也是中国文化对人类的巨大贡献。人们因此敬畏自然、效仿自然、善待自然,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

  “大一统”一词,出自战国时期齐国人公羊高撰著的《春秋公羊传》,其中对《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一句经文的解释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大一统”观念则早于此,《诗经·商颂》称:“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更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记载,明确表达了天下的土地、臣民统属于天子的“大一统”思想。《春秋公羊传》的“大一统”思想与《春秋》关联至深,孔子相传为《春秋》的编订者,孔子之后,孟子主张天下“定于一”,荀子更多论及“一天下”和“天下为一”,对“大一统”思想进行了发挥。韩非子提出“道无双,故曰一”,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强调中央集权与思想统治的重要性;李斯则向秦王提出“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大一统”思想不断发展。

  秦汉统一王朝建立后,“大一统”思想从政治理念转化为政治实践。西汉时期,董仲舒构建的“大一统”学说登上意识形态舞台,他在著名的“天人三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对“元年春,王正月”之公羊传文进一步阐发:“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即“大一统”除了在政治和思想上统一,还要在历法、礼乐,甚至国家的代表颜色等方方面面统一。据学术界研究,古代“大一统”的基本内容,包括“以‘尊王’为核心的政治一统;以国家领土完整为目标的疆域一统;以‘内华夏’为宗旨的民族一统;以‘崇礼’为中心的文化一统”。

  “大一统”观念深刻影响着中国历史,历代中国人民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尽管中国历史上有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分裂时期,但大一统的因素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各族人民都把维护国家统一看作天经地义、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与责任。元朝和清朝是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统一王朝,明清两代大一统局面得到中华各民族的承认和肯定,中华文明的历史链条从未中断。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所讲的,“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在中国社会内部人与人的关系上,中华文化倡导“和而不同”的社会价值理念。“和而不同”并非指不同事物和谐相处,这里的“和”与“同”是两种状态,也是两种态度,“不同”是说君子不赞成“同”这种状态。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认为君子应该“泛爱众”,普遍团结人而不结党营私。“和而不同”不仅是对君子的道德要求,也是中国古代治国理政所追求的重要准则。晏婴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主争心。”这就将“和而不同”的观念引入政治生活,对传统政治文化的价值取向有着深远影响。东汉末史学家荀悦提出百官之间“和而不同,让而不争,勤而不怨,无事惟职是司”,积极倡导君臣各守其责,互相礼让,形成好的“治国之风”。

  补偏纠弊同样为“和而不同”思想的内涵之一。东晋葛洪说:“和而不同,见彼有失,则正色而谏之;告我以过,则速改而不惮。”南朝史学家范晔又提出,“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过为正,以匡恶为忠”。唐太宗与谏臣魏徵讨论治国之道时提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重要认识,对于贞观之治的出现是有一定推动作用的,这是“和而不同”中“纳和言”的重要实例。

  “和而不同”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治国之道。明代黄洪宪的《君子和而不同》一文指出:“天下国家之事,本非一人之意见,所得附和而强同者,惟平其心以待之而已矣。和出于平,而又何比焉?合志同方,非以植私也。天下万世之道,本非一己之私心所能任情而强和者,惟公其心以应之而已矣。和生于公,而又何徇焉?”这都是强调政治关系的“和而不同”理念。如何真正实现“和而不同”的政治观,黄洪宪说:“夫‘和’者,天下大同之道也。惟其‘道’而不惟‘情’,此君子之‘和’。”这是说如果君臣之间、上下级之间、同僚之间,都以“道”这一根本道德之标准处理关系,而不是任私、任情,“和而不同”的政治风气就自然会形成。

  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形成了关于社会发展的深刻认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革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变易观念的驱动下,中国古人对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法则展开了积极探索,中国文化也在一代代增损因益、更新变革中向前发展,表现出一种革故鼎新、不断转化和创造的内在动力。中华民族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提倡“生生不息”,倡导“革故鼎新”。《诗经》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礼记·大学》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中的“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易·系辞下》中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春秋时期管仲的“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绳;万家之都,不可平以准”,韩非的“不期修古,不法常可”“古今异俗,新故异备”等思想中,无不蕴含着创新进取思想的要素。宋代王安石在推行其新政时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则是根据政治活动的需要运用和发挥了古人“达变求新”的理念。明清之际,王夫之又提出“事随势迁而法必变”的变革理论。正因为这种“变易”发展的思想,中华文明才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在数千年的发展中生生不息、历久弥新。正是这种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几千年来,中国历史在变革中不断前进,中华传统文化正因为内蕴着这种变革性而产生出无穷的创造力。

  中华文化的处世之道体现在中原王朝对外的邦国关系上,是倡导“协和万邦”的交流观。“协和万邦”出自《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尧典》认为“柔远能迩,安劝大小庶邦”,才能“蛮夷率服”。其他先秦元典中也阐述了“协和万邦”的思想。

  《周礼》说:“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周易·乾卦》说:“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论语·颜渊》说:“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季氏》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中庸》提出治理国家、天下的九条准则,其中两项是“柔远人也,怀诸侯也”,认为“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指大国对周边邦国应该友善,表彰其好的方面,对于他们还做不到的则给予帮助;“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指收取小邦国的贡品不妨少些轻些,而回报的礼品却要厚重。孟子提出了推行“王道”“以德服人”、反对霸道的国际秩序观,他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尚同”。《孙子兵法》是一部兵书,但也提出了亲善友邦的政略,指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左传》隐公六年云:“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国语·晋语》称:“固国者在亲众而善邻。”秦汉以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理念得以传承,中原王朝与周边邦国的交往得以延续,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得以向域外延伸。“协和万邦”的思想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也造就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过了一条与其他国家和民族文明发展不尽相同的道路。今天我们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由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其独特的价值观不仅对古代中国,也对当代中国产生着深远影响,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在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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