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同意‘史料即史学’，我主张经世致用”“历史的因铸成现实的果”“史学不是对策学”……1月24日上午8时12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名誉教授、常熟籍历史学家戴逸逝世，享年98岁。为国家留史，为民族留记。作为我国清史研究领域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也是从常熟这座千年古城走出去的史学大家，戴逸曾说过的话，依旧在尘世间一记一记敲击人心。

　　戴逸，1926年9月出生于江苏常熟，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图书馆馆长、清史研究所所长，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史学会会长，现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作为中国清史学界领军人物，戴逸在清史各方面都有深入研究，并把清史放到世界背景下思考、讨论，学术视野开阔，先后著有《中国近代史稿》《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简明清史》《乾隆帝及其时代》《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清通鉴》等40多部著作，是中国当代少有的贯通清代前后期历史的清史研究大家。

　　2002年，在戴逸主持之下，《清史》纂修工程正式启动，戴逸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此后，戴逸奔走呼吁，希望可以新修一部能被列入正史的“第二十五史”。为此，他煞费苦心，分别在上海、北京、广州、沈阳、台北先后多次组织研究讨论，集中优秀人才，整个工程在他操舵之下稳健推进。《清史》的编纂，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项国家级文化工程，仅仅是清史工程创造的副产品就相当于三部《四库全书》的体量。在戴逸的统率下，全国3000多位专家、教授为了同一个目标，齐心协力，献智献能。2013年，戴逸获得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即便到了90岁高龄，戴逸依然坚持每天伏案工作至少6个小时。倾尽半生心血，成就了一部能够等肩《史记》的不朽史书——3500万字的鸿篇巨著，戴逸说，“我就像干将、莫邪，炼宝剑炼不成，即使跳到火炉里去，也要炼成。”

　　在修史的寂寥事业里，固守的是一个历史学家的现世情怀，戴逸那种“板凳须坐十年冷”的治学态度，深深令人折服。但只要谈起家乡常熟，这位著作等身的白发游子心底就会涌起滚烫的情感和绵长的思念。常熟文史专家沈秋农与戴逸先生渊源颇深，两人曾进行过几次深入交流。据他回忆，戴逸先生自幼在崇文尚德的环境中长大，从小就认知文化是做人的修养、道德是生命的底蕴，对“感恩”二字更是念念于心。接受采访时戴逸曾多次表示，他有幸生长在常熟这片有深厚文化积累的土地上，受益于众多才华横溢又诲人不倦的老师的指点，每每想起，总有亲切甜美的感觉。比如戴逸曾经提到，他小学是在虞阳小学和塔前小学上的，母校培养了他读书的兴趣、爱好、习惯，让他得到了写作的基础训练。那时把家里的书看完后，他还会到斜对门的瞿家去借书看，当时瞿家主人瞿良士是古里铁琴铜剑楼的第四代传人。十五六岁时，他成了常熟孝友中学高一的插班生。在那里，他对“人生难得一恩师”有了切身感受，这位恩师就是出生于恬庄望族的杨毅庵先生。杨先生对中国古代诗文极有造诣，对同样爱好古诗文的戴逸尤为欣赏喜爱。在1942年至1944年那三年的寒暑假，戴逸都要去杨老师家中听他讲授历代文章体裁和著名诗文。此外，戴逸在常熟孝友中学读书时，还经常去焦桐街金叔远先生家里补习《史记》。70岁的金先生讲课尤其与众不同，让他印象深刻。另外，当时同读常熟孝友中学的陆荫乔也是他“青年时代的启蒙者”“第一知”。

　　为回馈故里、助力家乡文化建设，2019年10月，戴逸学术馆在常熟落成开馆，圆了戴老希望建立一个南方清史学术研究基地的梦想。在戴逸学术馆开馆之际，戴老将自己收藏的15000多册图书捐献出来，让常熟的书香更浓郁、更醇厚。学术馆对常熟文化研究的展开、历史文化的传播发挥着重要作用。

　　戴逸曾深情寄语：“常熟，是我可爱的故乡。山河如画，亮丽富饶，人杰地灵，才俊辈出。60多年来，我时常怀念那里的人和事。今天的常熟已远别过去，展翅高飞，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引领全国县市高歌猛进。我祝愿家乡能发扬自己的优势和特色，永葆青春，再创辉煌！”字里行间，闪耀着戴逸先生对家乡的思念，透露着他人生信念的力量。用春秋之笔挥写的清史人生，已成为戴老毕生的巍峨巨著，高山仰止，泽被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