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第二届“江南文化·岭南文化”论坛在上海师范大学举办。本次论坛以“交融·创新·发展：地域文化的传承创新与区域一体化发展”为主题，旨在深入探讨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产生、发展、演变及其特点，挖掘和利用两地文化的资源优势，推动两地文化间的交融互鉴，发挥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的当代价值。

　　论坛由上海市社联、广州市社科联、上海师范大学共同主办。在主论坛报告环节，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暨南大学教授蒋述卓，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史学会原副会长熊月之，华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院长、教授左鹏军，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社会史学会原副会长唐力行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探讨了江南文化和岭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共通与差异、合作与互动。

　　蒋述卓以《新南方文学：人文地理学的新探索及其理论意义》为题，从文学角度谈论地域文化及其演变。近年来，“新南方文学”与“新东北文学”共同成为了文学界与社科界的热点。蒋述卓指出，新南方文学区别于过去以江南为中心的南方文学，覆盖岭南文化，包含了广东、广西、福建、海南、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在他看来，岭南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遮蔽，而新南方文学想寻找一种突变，呈现出“南方以南的异风景”。“新南方文学不仅是地域文学的概念，更是在寻找一种有超越性的新思想方法，在写法和美学上有所突破。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种文学事件，关注它的文化意义、文学革新的价值和它包蕴的文学理论意义。”蒋述卓引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庆祥的论述，指出新南方文学具有“地理性、海洋性、临界性、经典性”四种特性。“现在新南方文学的推动者提出要从岭南植物、海岛风情、乡中厂、城中村、都市科技等去勾勒‘新南方’的异风景，”蒋述卓说道，他列举了如今新南方文学中的代表作品，例如林棹的《潮汐图》、林白的《北流》以及陈春成的《夜晚的潜水艇》等，这些当代作家将新的生活经验注入了文学的想象空间。“新南方文学不是固定的，它是流动的、复杂的、包容的、杂合的。它面向未来，有着突破和创新的机会。”

　　“笼统地说，中国的文学思想都是起于岭南，成于江南，”熊月之从历史的角度回应了蒋述卓对于江南和岭南文学的比较，分享了两地文化的共通性与差异性。他指出，江南文化和岭南文化有类似的自然禀赋，“这两种文化的主要承载地都是大河的三角洲，一个是长江三角洲，一个是珠江三角洲，这两个三角洲都在秦岭淮河一线以南，地理学上的胡焕庸线以东。唐代以山川形便原则分天下为十道，其中有二道为江南道和岭南道，江南、岭南从唐代开始成为大的区域名称，”熊月之说道，“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的共性在于，它们都是在中原持续不断的影响下逐渐发展起来的，都产生于不断南下的中原人和本地原居民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不同的是，“江南地区比岭南地区受儒家文化影响更早，但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而言，岭南地区比江南地区更早、更浓、更广泛。”在他看来，这可以用来解释文学思想为何往往起于岭南，成于江南，“岭南是西方文化影响最早、最深、最系统的地方，容易酝酿提出个性思想，而江南经济文化发达，人口众多，实力雄厚，容易产生深刻的思考。”熊月之认为，通过从不同的角度和历史时段来发现各类地域文化的特色，能够加深我们对于它们的理解。

　　左鹏军以《江南记忆和文化理想》为主题，从思想、学术、文学等方面分享了江南对岭南文化的影响。他认为，如果没有江南文化的启迪、影响和助力，明清之后的岭南文化会走向另外一番情景。例如，“岭南的书法和江南的书法传统有着深厚的关系，还有岭南画派，很多时候是取法于江南文人绘画的传统，当然它结合岭南地区的风物、习惯，特别是西洋画的技法形成了自身的面貌，在大胆创新和有力的变革、传承之间留下了一些经验。”左鹏军指出，在岭南能够找到很多江南文化的痕迹，包括岭南特色的传统民居西关大屋，也和上海的石库门有所渊源。“对于岭南人来说，江南文化的经典性、长久性、理想性价值成为了一种引导岭南继续发展追求的原发性方向。”

　　唐力行从自己的徽学研究以及与岭南徽学学者的交往出发，分享了他对于“南南”文化异同的思考。徽学专家叶显恩是岭南人，也是唐力行的至交，曾对徽州和岭南的宗族进行了比较研究。“为什么江南的文化和岭南的文化有很大的差别？”唐力行认为，从叶显恩的研究中能够发现，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不同的宗族结构。“广东很少有宗族，偶然有一些迁自北方，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人们团结起来，出现了‘虚拟的宗族’。’没有血缘关系的宗族，这在江南地区是不可想象的。”唐力行说，相较于江南，岭南文化更少受到正统文化的影响，有更多的创新精神，“所有这些历史上形成的文化都会延续到今天。”

　　在主论坛之外，本次论坛还设有两个分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的特征特点、联系交流、发展展望等诸多话题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