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全国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截至2018年，全国共有认证机构481家，累计颁发有效认证证书193.7万张、获证组织62.5万家；共有检验检测机构近4万家，年出具检测报告4亿余份；获得认可的认证机构171家、获得认可的检验检测机构10439家；检验检测认证服务业规模超过2700亿元。

　　市场监管总局局长张茅充分肯定了过去一年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工作取得的成绩。他强调，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工作要找准定位，认真履行职责和使命，充分发挥在市场监管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唐军表示，做好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工作，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核心，着力全面深化改革；重点抓好完善制度体系、优化服务供给、加大监管力度、培育壮大产业、深化国际合作、加强基础工作等方面的任务。

　　制造业日益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 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向挤压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重新受到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各国的重视，发展制造业日益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例如，美国先后出台《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制造业促进法案》《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等，从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研发等多方面为制造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德国实施“工业4.0”战略，支持工业领域新一代革命性技术的研发与创新，推动信息技术与工业融合；日本长期重视“工匠精神”和中小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培养，制定了质量救国的发展战略；法国制定“新工业法国”计划，旨在通过再工业化使法国重返全球工业第一梯队。

　　伴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及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近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承接我国部分产业转移，印度、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依靠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开始抢占我国制造业加工份额。

　　此外，发达国家的一些跨国企业除了回流本国外，部分企业考虑将中国的工厂移至其他发展中国家，例如，微软已经关停了诺基亚东莞工厂，三星在越南开设大型工厂，苹果公司决定在印度建立新的生产工厂。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向挤压。

　　国际贸易摩擦呈现长期性、复杂性发展趋势

　　我国工业通信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多

　　当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全球化遭遇波折。目前来看，中美贸易摩擦已经呈现出向技术封锁、技术管制等领域延伸趋势，我国工业通信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多。

　　首先，国际贸易摩擦日趋长期化、复杂化，减缓了我国制造业迈向中高端的步伐。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在跨国投资并购以及海外技术人才引进方面愈加困难，或增加我国制造业技术提升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难度。

　　其次，在中美贸易摩擦长期化背景下，相关冲击和影响将逐步向产业链上下游蔓延，有可能导致我国重点行业产业链核心环节的外流，“产业空心化”风险增加。

　　再次，我国工业通信业在基础研究、关键共性技术、产学研用协同、人才培育与储备等方面的问题仍然突出，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我国工业通信业转型升级的难度加大。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影响不断呈现

　　互联网正成为产业变革的先导力量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全球产业呈现颠覆性创新与延续性创新并存的创新态势，全球以信息网络、智能制造、新能源和新材料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浪潮，主要体现为信息技术与传统制造业相互渗透、深度融合，正在掀起新一轮产业变革，对工业通信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智能制造、网络制造、柔性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日益成为生产方式变革的方向，下一代通信网络、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从蓄势待发到日渐发展成熟，并愈来愈多地应用于工业领域，改变了传统的制造模式、组织模式、管理模式和商业模式。

　　互联网正成为产业变革的先导力量，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对传统制造业产生了颠覆性改革和重构，各国由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比较优势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路径选择，例如，美国依靠信息技术优势，打造“互联网+制造业”模式，德国“工业4.0”通过“智能工厂”以“智能生产”的方式制造“智能产品”。

　　在“十三五”规划中，我国明确提出实施网络强国战略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互联网+”行动计划，推进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快速发展，进而推动国内信息化基础设施及互联网应用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实现互联网相关的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并提升我国在国际互联网治理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我国工业通信业迈向高质量发展

　　我国国际产业分工定位开始调整，国际竞争对手发生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优势，吸引资本集聚与国际产能转移，实现了经济的长期快速发展。但传统的发展模式也造成了环境污染严重、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在工业通信业领域更多地表现为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增长动力仍然不足、低端过剩与高端供给不足并存、企业综合成本较高等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要素禀赋条件发生改变，原有发展模式的成本与收益两个维度共同促使我国转变发展模式，我国工业通信业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进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阶段，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选择与自身国情决定的。

　　一方面，工业通信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为高质量发展转型提供现实基础。2018年，全国工业增加值达到30万亿元，继续保持世界首位，并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我国产业技术水平越来越接近全球前沿，整体处于技术追赶后半程，高铁、特高压输变电、通信设备、网络应用等部分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此外，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工业通信业发展稳中向好，为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奠定了扎实的现实基础。

　　另一方面，国际环境变化促使我国工业通信业需要加速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经过40年改革开放的积淀，我国现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产业结构调整转型的成效日益显现，国际产业分工定位开始调整，国际竞争对手发生变化，我国已经开始从风险低、收益低的“与发展中国家竞争、与发达国家合作”的模式，逐渐转向产品和服务的上游，转变为风险高、收益高的“与发达国家竞争”的模式，挑战与机遇并存，需要深化改革，加速工业通信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

　　我国工业通信业领域内相关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的竞争有望加剧

　　首先，我国的开放已经从最初的仅仅开放制造业发展到开放服务业和高端产业，今后在服务业领域内将放宽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行业外资股比和设立限制；在高端制造业领域内将放宽汽车、船舶、飞机等少数行业外资限制，这意味着我国工业通信业领域内相关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的竞争有望加剧，而这些产业的效率有望得到提升。

　　其次，将从“鼓励出口”转变为“主动扩大进口”，未来我国将发挥内需的重大作用，主动扩大进口，促进经常项目收支平衡。增加进口，尤其是增加国外的优质产品进口，可以倒逼国内工业通信业领域内相关企业向高端市场转型，提高产品质量，也为居民消费升级提供更好的产品体验。

　　最后，将从国际贸易规则遵守者向规则制定者转变。未来，我国将高度关注国际经贸规则新变化，主动研究参与和对接适应新形势下的多边贸易体制相关条款，从减少专向性补贴、国有企业公平竞争、维护WTO框架上进一步引领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特别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多种平台形成符合我国利益的国际经贸规则表达，以优势产业“走出去”推动我国的技术标准化、标准规则化、规则国际化，不断提升在国际规则制定上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