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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银发族成消费新势力,收入分配改革亟待提“低
发布时间:2018-11-17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中国居民消费正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局面。

  一边,是双十一期间各大电商平台破纪录的成交额、深夜抢快递柜的快递小哥、每天收十几个快递的“剁手族”;另一边,则是低于预期的社零数据、方便面和榨菜销量的回升、遇冷的国庆档电影票房。

  到底是消费升级还是降级?根据京东提供的数据,今年双十一智能马桶盖、高端手持吸尘器、洗碗机、宠物智能用品等商品的热销,凸显了人们追求享受型消费的升级趋势。业内专家也纷纷发声,认为消费升级是毫无异议的,降级没有理论与现实基础。

  不过,下滑的社零数据、十一黄金周不理想的旅游市场,说明当前消费存在着一定的下行压力。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告诉记者,消费水平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收入水平,收入增长越快,消费增长也越快;二是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可以刺激整个社会的消费增加。

  李实强调,改善收入分配,是较为重要的刺激消费的政策措施。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经多方采访后了解到,90后、银发族和农民工群体极具消费潜力,但受制于不同的收入分配困境,消费需求无法充分释放,因此需要继续推进多种方式的收入分配改革,如缩小收入差距、为农民工群体确权、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等。

  消费分化明显

  尽管消费升级趋势毋庸置疑,但近期的数据所反映出的消费形势并不乐观。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黄金周七天国内游客和收入同比增速首次降至个位数增长,创近十年新低。同样,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十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8.6%,较九月下滑了0.6个百分点。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双十一各大电商平台破纪录的销售额。

  广东财经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孟凡强表示,十月社零低于预期有部分因素是双十一带来的“延迟消费”效应,但也不能忽视当前居民消费不振的现状。

  在他看来,电商消费的繁荣有多方面因素,一是网络为人们消费方式带来的转变;二是电商经济带来了成本降低,消费者集中选择双十一消费主要考虑到商家的降价优惠,这恰恰可能是消费能力不足的表现。

  26岁的职场新人刘富(化名)的购物经历印证了上述观点。他告诉记者,一个月前他在商场试用了一款颈椎按摩仪,有意购买但觉得价格太贵,因此放弃。后来在电商平台上发现同款商品双十一可降价200元,最终他选择等待双十一到来在网上“剁手”。尽管晚使用了一个多月,但刘富觉得省下的钱是非常值得的。

  前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涉及居民消费的吃穿用、住行、文化旅游体育、养老等多领域的促进消费政策。

  李实表示,居民消费在GDP当中所占的份额在新世纪开始后不断下降,其中有一个时期出现了急剧下降。虽然最近消费份额有所回升,但回升幅度非常小。在收入分配格局不变的情况下,消费份额的下降需要重现。

  “收入分配对消费的影响体现在,收入差距越大,平均消费倾向就越低。过大的收入差距,会影响消费,因为收入越高的人,消费占收入比就越低,收入低的人却没钱消费。我们的研究显示,最近几年我国收入差距基本上处在一个高位徘徊的状态,收入差距没有明显缩小,是不利于消费的。因此要改善收入分配。”李实说。

  释放90后、银发族消费红利

  在众多的消费群体中,90后、银发族的消费潜力被市场所看好,在今年的双十一中,两大群体“买买买”的成绩也颇为亮眼。以京东为例,25岁以下的年轻用户数比2008年增长了4.1万倍,明显超过全站用户总量的增长速度。他们追求生活情趣,注重面部保养、家饰家装,爱买“新、奇、酷”的商品。

  另外,京东大数据显示,老年用户的网购热潜力正在释放,相较全站水平,老年用户的人均购买力增速领先近20个百分点。越来越多的老人开始购买洗碗机。

  同样,记者从苏宁易购获悉,今年双十一90后消费者占比首次超越80后,成为消费主力军。

  不过,尽管90后、银发族开始“崭露头角”,但两大群体却面临着不同的收入分配困境。李实告诉记者,两大群体的收入水平都不是很高。老人基本上靠退休金,且退休金的增长低于整个收入增长水平。人口的老龄化会扩大这一群体,带来消费总量的增加,但老人的消费观念也较为传统。

  而90后的消费习惯则和老人完全不同,其消费占收入比很高,将来会成为庞大的消费群体。但由于刚进入劳动力市场,收入水平偏低,因此对全社会的消费支撑作用还没有特别明显。

  除了收入,最大的90后已接近而立之年,面临着结婚买房子等一系列人生拐点,他们的父母,也即将变老。孟凡强认为,目前最大的问题可能是房价高企对其消费支出的过度挤压。近年来,房价的快速上涨使90后大多背负了高额的房贷、房租,导致其无力消费,这种影响甚至传导至其父母、祖父母,使全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都在降低。

  “中国的收入分配不是以个人为基础的,而是以家庭为基础。无论是90后还是老年群体的消费支出都要根据家庭收入情况,如果收入分配情况得不到改善,消费不振的现状仍难以扭转。”孟凡强说。

  另外,在中国的消费市场上,农民工群体同样不容忽视。据人社部公布的数据,2017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7亿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0%,这一群体消费的提振将成为促消费的重要突破口。

  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章莉表示,农民工的收入分配问题不仅体现在货币收入上,还缺乏社会保障,若加上五险一金,农民工与城镇劳动者的收入差距非常大。没有养老、医疗保险,未来缺乏保障,农民工群体自然不敢消费。

  章莉认为,应把农民工在农村的宅基地、土地权利应尽快确权,避免造成“城市留不下,农村回不去”的局面。

  孟凡强建议,推动收入分配改革,首先应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稳定收入增速,促进居民收入提高,这是消费提振的基础;二要缩小收入差距,做到调节高收入、增加中等收入、提高低收入。尤其是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要增加,这一群体是释放消费红利的主力军,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重中之重;三是收入流动性还要继续增强,完善要素价格机制,打破各种形式的市场分割和市场垄断。

  “近年来我国提低的效果较为显著,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开始进入中等收入门槛,成为中等收入者的重要来源。未来可以继续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孟凡强说。(编辑:耿雁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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