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业考古于20世纪初滥觞于欧洲，在20世纪50年代被引入日本，之后得到迅速发展。遗憾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盐业考古在我国却是个空白。

　　1999年，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四川成都平原及周边古代盐业的景观考古学研究”国际合作项目得以实施，这是首次在中国开展的一次重要的盐业考古实践，其历史作用不容低估。接下来，随着长江三峡忠县中坝遗址考古发掘的连续进行，中国的盐业考古终于拉开序幕，步入正轨。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忠县(洽甘)井河谷中坝遗址的发掘，揭示出一大批制盐遗迹，出土大批制盐遗物，展示了三峡地区上迄新石器时代晚期、下至20世纪，长达4500年的盐业发展编年史。其中，尤以先秦时期的制盐遗迹和遗物最为丰富。2006年，在德国图宾根大学举办的聚焦“四川盆地古代盐业的比较观察”国际学术会议上，著名的国际盐史专家傅汉斯教授强调：长江三峡(洽甘)井河谷的新发现填补了四川盆地史前盐业生产的资料空白，对于全面理解四川盐业的长期发展、特别是对了解史前时期的盐业考古有着难以估量的价值。

　　2000年，中美两国学者分别在美国加州大学和东亚考古学第二届年会上介绍了长江上游盐业考古调查和发掘的初步成果。当中坝遗址的田野工作结束以后，中外学者又先后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德国图宾根大学举办了两次有关中国盐业考古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其目的在于，希望研究世界其他区域制盐遗迹的考古专家能够关注中国的考古新发现，并尽快建立一个尽可能广泛的国际合作群体，推进国际盐业考古与中国盐业考古进行比较研究。

　　可以说，“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古代盐业的景观考古学研究”奠定了中国盐业考古的第一块基石，其示范性效应引发了学界对盐业考古的兴趣和重视，从而让更多学者开始在他们的研究领域中领会到盐的重要性和特殊性，由此产生的积极作用是对盐业考古和盐史研究的全面推动。

　　2000年后，中国盐业考古的重心转向渤海湾南岸。2002年，北京大学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莱州湾和胶东半岛进行了全面的盐业考古调查，确认分布在莱州湾沿岸的大量遗址属于制盐产业性质，遗址中遗留的大量盔形器则是该地区一种特有的制盐器具。

　　接下来展开的一系列考古调查相继发现了大批先秦至宋元时期的制盐遗址群，每个遗址群又包含若干制盐作坊，从数十座到上百座不等，如此大规模的制盐遗址在世界范围内也极为罕见。通过对寿光、广饶、昌邑等地制盐作坊遗址的考古发掘，首次揭露出商代晚期、西周时期、东周时期和宋元时期的制盐作坊和大批制盐遗迹，研究者对商代晚期以来莱州湾地区的制盐作坊布局、制盐原料、制盐器具、工艺流程等有了深入的了解，该研究也因此荣获2009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进而引起中外学者对这一区域盐业考古的关注。

　　近些年来，中国的盐业考古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从东南沿海到华南地区，从西北、西南到长城沿线和东北地区，各地不断有新的发现，在很多方面填补了盐业考古的空白。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继长江三峡地区发现史前时期的制盐遗址后，在东南沿海的浙江宁波大榭岛再次发现属于钱山漾文化（距今4300—4000年）制作海盐的遗址，其成熟的工艺显示，当地的制盐产业很可能是从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延续发展下来的。这一新的发现彰显出盐业考古正在成为中国考古学中非常富有潜力的研究领域。

　　根据现有的考古证据，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在长江三峡、渤海湾沿岸和晋南解池等盐业资源丰饶之地就已经存在制盐产业和相关的贸易活动。但是，只有当盐业生产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才能被考古学家所观察到。也就是说，中国早期的盐业开发和利用可向前推进至更早的史前时期。

　　事实也确实如此，由于早年缺乏盐业考古知识，无法辨识制盐遗迹和遗物的特殊形态。如今，研究人员通过十余年盐业考古的实践、反思和比较研究，对以往一些考古发现的内涵有了新的理解，如广东珠海宝镜湾遗址出土的一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棍”、淇澳岛东澳湾商周时期的炉灶遗迹等应属于制盐产业的遗留；对香港海岸沙丘遗址早年发掘的一批南朝至唐代窑炉的再研究，也得出了新的认识。可以说，这些都是在长江三峡盐业考古示范效应下取得的研究成果。

　　根据现有考古资料，四川成都平原、四川盐源、云南滇池周边、江西清江盆地等显露出的一些蛛丝马迹，正亟待加强盐业考古调查研究加以证实。

　　可以说，短短20余年，中国的盐业考古展现出极为迅猛的发展势头，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不仅迅速填补了中国盐业考古的空白，创建了一个新的考古分支学科，也迅速弥补并缩短了我国与国外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巨大差距。如果今天重新撰写一部中国盐业史，各地出土的大量实物资料将使这部著述更加鲜活、充实、生动和富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