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进博会，在直播带货“一哥”李佳琦的推介下，12万罐阿富汗手剥松子一夜售罄，成交额突破千万元。

　　“一战成名”的阿富汗松子背后，是方兴未艾的中国直播经济。

　　李佳琦所在的“美腕”是一家头部MCN（多频道网络）企业，办公地位于长宁区的上生·新所。这里并非传统产业园区，以直播经济为代表的在线新经济也并非传统产业。两个“非传统”碰撞出的火花，不仅孕育了现在的“美腕”，更培植了拼多多、携程、大众点评等企业。

　　在上海聚焦以“五型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当下，各区在线新经济发展风起云涌。这其中，长宁是首个在区级层面明确提出在线新经济“十百千万亿”发展目标的城区。

　　这是经济发展大潮下主动选择勇立潮头，还是区域深度转型关键期的破釜沉舟，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

　　去年10月举行的上海市在线新经济论坛“虹桥峰会”上，长宁区发布了在线新经济的发展目标：到2025年末，集聚10家行业龙头、100家创新型企业、1000个有引领示范效应的应用场景、1万家企业实现“上云用数赋智”，同时集聚一批万亿级市值或GMV（网站成交金额）的潜力企业。

　　这一被称为“十百千万亿”的产业愿景，仅用一年时间就取得了显著进展。今年1月-10月，长宁5800余家数字经济企业综合税收达到161亿元，同比增长51%，数字经济占全区税收比重达到41.5%。这其中，长宁区重点产业“互联网+生活性服务业”综合税收86亿元，同比增长106%。

　　另一组横向比较数字也很有“冲击力”：长宁区亿元以上交易量的电子商务平台已经有17个，交易总额居上海首位；今年前三季度，全区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营收超1576亿元，约占上海1/5，居中心城区首位。

　　数据表明，长宁的经济数字化转型显示出一股蓬勃向上的态势。

　　今年发布的《上海在线新经济白皮书》将这一新兴产业在沪的发展态势概括为三类，“无中生有、有中启转、转中做大”。

　　去年2月，长宁区成为上海首个试点外卖无接触配送的区域，兆丰世贸大厦和天山二村小区同步上线了首批智能取餐柜。对于疫情中通过新技术“无中生有”催生出的新业态、新模式，长宁始终给予最大的包容与支持。

　　当“竞技场”从高端商场转移到线上，卡地亚、万宝龙、江诗丹顿这些顶级国际品牌想要进入“人生地不熟”的中国电商市场，为他们提供“一站式”数字化运营和解决方案的，往往都是同一家企业，来自上海长宁的“百秋电商”。

　　当疫情催化了零售业的在线运营需求，长宁区及时出台上海首部区级层面“在线新经济白皮书”，为百秋这样的企业获得政策支持、升级总部型机构指明了路径。

　　上海在疫情中“转中做大”的两大在线新经济领域——生鲜电商零售和在线文娱，其中的代表企业拼多多和爱奇艺上海公司总部也都位于长宁区。前者于去年8月推出“多多买菜”业务后，日活跃用户数一举超越淘宝和京东位居第一。后者在AI、5G、VR（虚拟现实）、XR（扩展现实）、8K等新技术上的研发与应用，主要由上海团队完成。

　　拼园区面积、商务成本、税收优惠，这些“传统吸引力”已不再是互联网企业的首要考量，他们更关心能否在更大范围、更实际的场景推动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迅速落地。

　　去年疫情之初，长宁北新泾街道成为上海最早借助智能语音外呼技术提升口罩预约登记效率的区域。借助长宁总部企业科大讯飞的技术赋能，一个功能齐全、简洁利落的智能语音呼叫系统大大释放了基层干部的精力，也让企业有了最真实的应用场景数据。这也解释了为何那么多人们熟知的在线新经济企业都将总部设在长宁。因为只有技术和产品真正用起来，企业和产业生态链才能真的跑起来、好起来。

　　“我最近和同事们都在学习广告法。”今年除夕，在开始长达8小时的直播前，李佳琦接受采访时向记者坦言，整个直播带货行业正受到越来越规范化和精细化的监管。

　　长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介绍，电商直播一般采用“底稿+现场发挥”模式，而直播电商作为在线新经济最具代表性的细分领域，监管部门主要采取同步和录播两种方式监管。一方面，提前对主播和直播机构进行法规培训，规范“底稿”的措辞与导向。另一方面，直播时采取网络同步监测和录播监测，录播资料保存2年以上，作为消费者投诉维权和企业维护自身权益时的保障。

　　早在2016年，长宁区创建全国首个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示范区时，就布局了在线新经济的监管队伍。全区目前有网站的网络主体超过8000户。为此，今年，长宁区成为首批在线新经济平台灵活就业人员申办个体工商户的试点区之一，由区内企业爱奇艺旗下的随刻、奇秀等平台提供托管服务，主播们依托平台成功注册为个体工商户。

　　比“个体户”监管难度更大的是平台类企业。谁来管、该管谁、怎么管？长宁区经过一段时间摸索后，明确提出，要构建“容缺、容错、扶新、扶特”的沙盒监管环境，构筑一条在线新经济的“护城河”。

　　对轻微违法违规经营行为设立“免罚清单”，150余户企业在“有温度的执法”中增强了守法经营意识；对一般互联网纠纷、诉讼，率先在沪设立互联网审判庭；对更普遍的监管问题制定行业团体标准……一系列“松”与“紧”的把握，考验的是政府的专业能力、监管智慧与市场眼光。

　　“虽然在线新经济的灵魂是‘放’，但绝不是以放代管。”一位监管部门负责人这样解读“审慎包容”的含义。“平台首先要把好商户入门关，新的经营模式如与现有法规冲突，政府部门会第一时间干预和指导。”

　　行业标准的出现，则为千万中小微企业自主有序地规范经营提供了指南。长宁区自2016年创建上海首个“互联网+生活性服务业”创新试验区以来，已相继引导盒马鲜生、菜管家自主制定了全国首个“互联网+生鲜”团体标准《生鲜电子商务平台退换货服务要求》，推动携程、春秋旅游等12家旅游电商发布“互联网+旅游”团体联盟标准。针对平台、主播、商户的经营规范，已着手制定直播电商行业的团体标准……

　　上世纪90年代，长宁区曾派考察团到北京中关村学习。考察团回沪后，长宁很快兴办了区内首批民营科技企业，并创建芙蓉江电子一条街，吸引了方正等当时国内前十大计算机企业进驻。2000年提出的“数字长宁”发展战略，正是在此基础上构建并持续至今，成为当下长宁在线新经济的底座。今年1月-9月，长宁软件信息业完成增加值已超过204亿元，同比增长37%以上，增速居中心城区第一，占全区GDP比重近16%。

　　疫情则像一次特殊考试，有的企业因客观因素遭遇逆境，有的在危机中催生新的机遇。

　　今年5月，一场由长宁区和虹桥商务区发起成立的上海市企业HR联盟虹桥分会交流会上，来自京东物流的HR提出，“618”大促即将到来，企业缺少人手。恰逢冰激凌业务的高峰期还未来临，和路雪主动提出，可与京东在合规前提下共享物流员工。

　　“在线新经济成为疫情期间扩大就业的重要渠道。”长宁区人社局副局长向可扬告诉记者。从企业细微变化感知行业的整体前景，这一功力来自长宁各部门实实在在服务企业所积累的敏锐嗅觉，也成为政府与企业同舟共济，同时又保持客观距离的底气来源。

　　而正如在线新经济产业并非只有电商，行业内的企业也不只满足于流量，而是希望借助上海的产业环境，将发展重点聚焦科技创新。

　　“我们也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百秋电商副总裁许云笛说，百秋电商仅IT研发和项目开发人员就有近500人，每年企业都会投入大量精力研发自己的零售管理、商品、会员、报表、数字化人群服务等各类系统。“因为电商行业要迈上新台阶，不是靠‘铺人'’铺店‘，而是不断创新数字化解决方案，用技术赋能。”

　　眼下，在线新经济企业本身也面临行业内外的多重挑战。“电商行业的核心人才稀缺，跨行业、跨地区甚至跨产业都在’抢人‘。”许云笛说，从台前主播到后台的编辑、运营、策划、设计、场控等数字化岗位，企业正全力优化自己的队伍，因此需要长宁区和上海为人才持续提供具有吸引力的政策引导，通过人才带动整个行业的集群效应。

　　从当年“白手起家”的“数字长宁”，到如今畅游于在线新经济“蓝海”中，长宁已然走出了一条产业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