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萧山的觉醒

　　10月24日，全国程序员的节日。这群写代码的奋斗者，最熟悉的两个字，或许就是“算法”。在数字经济逐渐成为一种经济范式之后，今年的程序员节也充满未来感。

　　一天之后，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擅长“算法”的一批人，相约来到萧山，参加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的2018中国计算机大会。这样的场景被很多人形容为“这是一场格子衫大聚会”。

　　时隔八年之后，中国计算机大会再回杭州。对大会来说，杭州是福地。CCF秘书长杜子德说，CCF在同一个城市举办两届大会，目前只有杭州。

　　八年前，中国计算机大会参与人数首次突破1000人，八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超过7000，达到历史峰值。八年前，大会主题是“网联世界、计算无限”，阿里巴巴技术委员会主席王坚担任大会主席，马云做主题演讲。也是这一年，杭州开启了互联网经济新时代。八年后，大会主题是“大数据推动数字经济”。半个月前，杭州在云栖小镇举行了打造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动员大会，数字经济真正成为杭州的新经济模式。可以说，中国计算机大会选择这个时机举办，非常应景。

　　当然，八年时间，足以改变一个城市。对萧山来说，亦是如此。八年前，中国计算机大会的举办地在萧山湘湖畔的第一世界大酒店，但萧山仅仅是举办地，并没有深度参与，也因此有人评价“萧山错过了互联网经济”。但八年后，大会的举办地在G20峰会主会场杭州国际博览中心，萧山和浙江大学同为承办单位，市委常委、萧山区委书记佟桂莉担任CNCC2018指导委员会委员，CCF与萧山展开了深度合作。

　　开幕前的致辞中，杜子德相当轻松地同与会者说：“CCF和萧山区政府签约，他们要免费在我们这座建筑的东边盖一个2.9万平方米的计算机博物馆，三年后大家可以到博物馆来看看了。”

　　显然，CCF与萧山的合作，相当甜蜜。

　　在更多人的思维里，相隔八年，萧山的“态度”来了180度的转弯，是一次“萧山的觉醒”。的确，八年前后，是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的更替。在杭州数字经济大会上，萧山已经喊出了自己的“新使命”：打造数字经济新名片。从工业经济名片到数字经济名片，萧山确实需要好好“计算”一番。

　　正如CCF会士、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梅宏所说，计算机大会最重要的两个字，是“计算”。它背后是算法、是算力经济，更是数字经济的计算支撑。而萧山要赶超发展、跨越发展，特别是四年后、亚运会前，萧山要实现“惊艳一越”，也确实需要“算法”。

　　理解了这一层面，更多人也能明白萧山为何要主动引入中国计算机大会，为何要建中国计算机博物馆。它们将为萧山打造数字经济“新名片”注入新鲜活力。

　　而萧山确实明白，谁能“计算”萧山未来？只有那些懂“算法”的人。而这样一场计算领域的“万人大会”，他们中的很多人，或许真的将参与萧山未来的“计算”。

　　（二）萧山的数字化转型

　　那么，萧山的什么可以让他们提供“算法”？

　　或许答案就在萧山的“官宣”里。作为杭州的大区，萧山提出了自己的奋斗目标：杭州数字经济的排头兵、引领者。而且，萧山的数字化转型可谓全面转型，包括产业的、城市的、人的数字化。那么，“引领”二字到底意味着什么？“排头兵”的主体地位又体现在哪？这确实是很多人关心的一个严肃话题。而从杭州层面来讲，杭州的数字经济要真正成为一种成熟经济范式，其中一项重要评价内容，就看数字经济如何驱动先进制造业。很显然，作为杭州的工业大区，萧山无疑是这场“数字经济新实验”的主战场。

　　萧山要把传统的企业转向数字化的企业，从数字中来，到实体中去。这是排在萧山“引领”第一位的。

　　而对于数字化转型，萧山企业有着先天的敏感性。

　　去年，位于萧山临港工业园区的友成控股公司总经理许勇随杭州代表团参加在德国召开的中德数字技术领袖（汉堡）峰会，当他“口若悬河”讲起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时，德国同行惊叹于一家中国模具企业会如此重视数字。

　　友成是萧山当地一家几乎为中国所有汽车制造商做零部件配套的模具制造企业。从2014年起，它开始陆续收购国外企业。而它的“国际化之路”源自一个数值差。“德国模具企业1个工人的产值在100万元以上。而我们国内，一般企业只能做到30到40万元，友成目前做到了50万元。”许勇反复提及的这个数值差，就是劳动生产率。

　　50万元的差距，到底“差”在哪儿。许勇说，同样的材料、同样的设备、同样的产品，我们差在了管理上。“比如我们的产品不合格率比较高。”差距出来后，发展的方向也找到了。也就是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

　　许勇的筹码，是数据。“像我们企业，一天生产40余万只产品，每天形成的产品合格率等数据是海量的，分析这些参数、大数据，就能知道企业下一步该如何做到改善。”

　　为了拿到隐藏在车间里海量数据背后的“算法”，敢于吃螃蟹的许勇，把“螃蟹钳子”伸向了IBM，友成将首期投入2000万元引入IBM技术团队。这个聪明的系统还将引入一种给人看病的数字技术，结合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给企业诊断分析生产管理数据。项目负责人李晓春说，之所以称它为一朵聪明的云，是因为它还具有学习能力。它会把企业内外部的数据“喂”给系统“大脑”，供其深度学习，并预判可能存在的风险。

　　发生在友成车间里的这场“数字新实验”也传递一种信号，当制造业开始真正重视数据，用物联网实现“万物联网”，这样构建的数字生态才是“智造”最大的财富。而在数字技术的引领之下，友成的这份“胆识”，让人看到了“萧山智造”的希望所在。

　　的确，这群奋斗着的“算法师”们需要萧山，萧山雄厚的制造业基础，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同样，萧山也需要“算法师”，为萧山制造业“计算”美好未来。

　　（三）最后的短板

　　而最后的短板，还是聚焦在这群“懂算法”的人身上。

　　数字经济领域的人才，萧山如何集聚？如何引进培养、人才如何落地及使用？这些问题背后都是一整套“生态系统”。

　　当然，对于这些，萧山也有自己的“算法”。比如合作引进建设像北京大学信息技术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北大研究院”）这样的平台型机构。

　　“北大研究院”执行院长蒋云介绍说，研究院以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信息技术高等研究院为目标，以发展人工智能、智慧城市、智慧医疗、智能制造等未来数字经济产业核心技术为重点，致力于培养领军人才、创新人才，通过人才与资本的结合产生重大成果。

　　据了解，“北大研究院”在萧山设立5个研究中心，分别由五位院士担任首席科学家，分别在先进视觉、智慧医疗、智能软件、物联网、智能计算等5个不同的研究方向进行成果孵化。

　　目前，除“北大研究院”之外，萧山还陆续引进了中俄航空航天研究院、浙江图灵互联网研究院等等。

　　当然，“平台型机构”之外还有“平台型企业”，它们也被称为萧山的“新物种”。一个多月前召开的萧山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亚太机电和一知智能被同时邀请。作为萧山曾经的“新物种”，黄来兴执掌的亚太机电40年来深耕主业，专注研发。黄来兴说：“智能网联汽车，从关键零部件的研发开始。做ABS时，我们与德国的差距是30年。做ESC时，我们与德国的差距是5年。现在做ibooster（汽车制动的黑科技，汽车电子助力器），我们几乎与德国同步了。”

　　当1976年黄来兴创建亚太机电时，赵洲还没出生。但这并不妨碍他的“进化”。从浙江大学最年轻的博导，到萧山最年轻的科学家，他创办的“一知智能”以“新物种”的身份，在短短半年内引起省市区的高度关注。最近，一知智能发布了它的“一知大脑”。

　　一个是年长的“老黄牛式”的企业家，一个是年轻的科学家，尽管他们中间隔着40年的改革开放，但他们聚焦的，是萧山的同一件事，即“数字化转型”。而他们背后的平台，也成为吸引数字经济人才的“蓄水池”。

　　当然，从亚太和一知的实践来看，“物种”无所谓新和旧。它存在的意义，就是在于自我进化，在于关注生态环境建设，更在于萧山的觉醒。正如佟桂莉在多个场合表达同样一层意思一样，萧山要以更加开放合作的胸襟和姿态，向天下英才敞开怀抱，努力创造最美的环境、提供最优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