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见证中国高效的执行力和抗击疫情的有效措施时，也不能忽视医疗卫生投入的短板。这就需要构建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健全预警响应机制，全面提升防控和救治能力。

　　“我国医疗体系不充足、不均衡的问题因疫情而放大，当下，全球经济和金融系统正在为此次医疗系统性风险买单，让我们看到防范医疗系统性风险而开展的新基建才是比防范经济风险、金融风险更加底层的基础设施建设，医疗与公共卫生建设正成为新基建中重要的一环。”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医疗研究员王瑞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王瑞妍认为，从疫情防控的角度出发，按城市人口数量补足地级市三级医疗机构是主要的公共卫生新增需求，而对标发达国家ICU配置，健全二级以上综合医院ICU建设，完善感染科系统建设，是存量医院需要进行的投入改造，而新增医疗与公共卫生机构也将拉动必需的医疗设备、医学影像、检验中心等相关产业的市场。

　　王瑞妍同时认为，在硬件提升的同时，公共卫生体系软件建设同样重要，补足基层医疗机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信息化建设，是科技与医疗系统的衔接点。随着医疗与公共卫生体系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建设水平提升，互联网医疗、远程医疗、医疗机器人、AI+医疗等产业会迅速崛起，形成新动能。

　　虽然公共卫生事业投入主要由政府牵头，但也越来越接纳社会办医。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简称《卫健法》）正式施行，作为我国卫生健康领域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该法案的出台，既为疫情后完善公共卫生法律体系建设等提供了依据，也进一步推动了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

　　《卫健法》对于社会力量办医继续保持鼓励态度，包括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举办医疗卫生机构，鼓励政府举办的医疗卫生机构与社会力量合作举办非营利性医疗卫生机构；社会力量举办的医疗机构在资格评定与权利上（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重点专科建设、科研教学、等级评审、特定医疗技术准入、医疗卫生人员职称评定等方面）与公立医疗机构享有同等待遇。

　　大家医联创始人孙宏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分级诊疗制度的逐步确立，在补充三级医院的同时，县域和社区医院的建设速度也需要加快，这样才能让分级诊疗真正落地。

　　“社区卫生诊所是公共卫生领域的毛细血管，有社会力量进行补充，一方面可以让医生凭本事吃饭，另一方面也鼓励医生多劳多得。武汉针对疫情已经初步实现了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和上下联动，这一经验对于我国后续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孙宏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