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家族间往往存在累世婚姻现象，这对家族文学人才的成长与家族文学发展具有怎样的影响？这个社会学、历史学与文学之间的问题似乎一直处于家族文学研究的边缘，尚未引起应有的关注，本文试从“濡化”视角进行讨论。

　　濡化，是美国学者威廉·A·哈维兰在《文化人类学》中对社会文化从一代传到下一代，而个人成为社会成员过程的概括。他指出：“因为文化是被创造出来的，是习得的，而不是经由生物遗传而来的，所以任何社会必须以某种方式确保文化适当地从一代传递到下一代。这一传递过程就被称为濡化（enculturation），而且濡化是从个人一出生就开始的。在所有社会，濡化的第一个媒介是个人出生之家的成员。当年轻人长成时，家庭外的成员加入到这个过程中来。这些个人通常包括其他亲属，而且肯定包括个人的同龄伙伴。”

　　这种濡化式的传递对家族的文学影响，即是默熏浸染，移情融性，向风承流，习得而化。化，既是过程，也是结果，即通过聆教向学，切问近思，感受人文环境，积累文学与文化修养。文徵明《相城沈氏保堂记》有所谓“诗书之泽，衣冠之望，非积之不可”之说，事实上，“濡化”的过程就是“积”的过程，它标志着家族的渐变发展。当这种“积”的成果在社会文化指标体系（诸如科举、学术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等）中达到相当数量和质量后，家族发展便具有了动力，“诗书之泽，衣冠之望”便能显示出丰富内蕴。

　　家族文化的濡化—积淀，也是文学精神、文学智慧的成长，这个过程与文学人才的养成过程同步。一族之内，人文蔚起，名家辈出，踔厉士林，表明文化家族由成型而兴盛，同时也是家族文学人才资源丰足而卓越的表征。它意味着家族中“家法”“学统”建立后文学传统得以光大，“家法立则积厚者流光，学统立则父作而子述”（秦敦世《续修锡山秦氏宗谱序》），世代承传必将形成强劲延展、枝派绵远的家族文脉。

　　故知家族文学之“濡化”即家族文脉的承传与影响，其指向是“风雅之集，萃于一族”的境界。这是以家族的“结构力量”形成家族文学圈——在不同世代层面将家族“佳子弟”联结、聚合成文学集群。这个集群一方面由于文学情趣与声气相通，可以使文学热情和力量放大；另一方面为后代的成长设置了天然的文学环境，成为文学家的培育基地。正是在这个具有“结构力量”的家族文学圈中，人们不但看到文化家族的文学创造力，还能够看到新世代家族文学群体经过濡化的再生和成长。

　　如果我们仅仅基于近亲血缘关系的家族来谈家族文学发展，会忽视文学人才养成与家族姻娅脉络有关的事实。所谓“濡化”实际上往往是在姻娅系统中产生的，而桐荫世家累世婚姻形成的家族脉络则更繁复，家族文学的“濡化”格局也更为阔大。

　　越是文化发达的地区，高门大族越多，累世婚姻也越多，这方面的例证仅在明清江南地区就不胜枚举。美国学者艾尔曼在《经学、政治和宗族》中曾经细致梳理过常州名族庄氏与刘氏累世通婚的情况，其实庄氏作为一个文化巨族，与常州地方名族世代联姻或连环婚姻绝不止刘氏而已，如唐顺之娶顾齐之女为妻，后庄齐之孙庄以临又娶唐顺之之女。庄氏与钱氏也世为婚姻，庄炘子庄逵吉娶钱维诚妹为妻，庄述祖子庄廉甲娶钱维诚孙女为妻，庄柱娶钱荣世之女为妻。洪亮吉的一个姨母曾嫁给庄氏族人，后洪亮吉的长子饴孙又娶庄起元一支的后代庄云的女儿为妻。

　　潘光旦先生在《近代苏州的人才》中对潘家的婚姻状况作过分析：“潘氏所在与通婚的人家，以汪、陆两氏为独多，与汪氏的姻缘尤其是固结而不解……汪氏女子嫁于潘氏的共十三例，潘氏女子嫁与汪氏的凡十八例。潘世恩自己娶的是汪氏，三个儿子中，两个娶汪氏，五个女儿，全嫁给汪氏；世恩的孙子祖荫、祖畴，娶的也是汪氏；世恩子曾玮一房的子若孙和汪氏的往复为婚，尤其是多至不可究诘。这其间几于每一个婚姻是中表婚姻，是不言可知的了。”

　　晚清名门世为婚姻的情况更多，钱仲联先生在《梦苕庵诗话》中曾记载：“舅祖翁松禅，自戊戌放归后，即闭门不出。初居西门外锦峰别墅……公居此不久，嫌近城市，移居白鸽峰。时往相见者，余姑丈俞孝廉金门锺銮，亦即公之甥也。”这里涉及常熟翁氏与湖州钱氏以及由此延展的俞氏间的连环婚。先是湖州钱振伦取翁心存之女、翁同龢之姊翁端恩，后来钱振伦的三女儿云辉嫁于优贡生俞大文之子俞锺銮，而俞大文之妻正是翁端恩的姐姐翁寿珠。

　　文化家族之间原本存在着深刻的“道谊”，这是在社会同一结构层次上产生的某种共同的文化认同，“道谊”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便面临如何“升级”的问题。即如何使世家之谊更加稳固长久，以达到“道谊渊源，通家累叶”的理想之境。“升级”的方法无非是“关系上叠加关系”。从濡化角度来说，单维性传递与多维性传递，其化成效果有较大不同，而“关系叠加”正使得家族文化的濡化之面得以扩大，濡化之脉得以延展。可以说，累世婚姻在广度和深度上改变了家族文化的濡化格局，也必然会影响文学的发展。

　　不同家族的文化传递有不同的方向，形成了不同的脉动。大体来说，一门之内代际关系越紧密，越可能产生直接影响，形成垂直型承传关系。但祖孙、父子之间的文学影响，以文类论之虽相同者为多，却已非尽然。如清代吴县潘氏文学之盛始于奕隽，其“嗜吟咏，以诗文名世”（同治《苏州府志》卷八三），而至其侄孙辈曾沂、曾莹、曾绶、曾玮俱善为词，转而以词学为家学了。而若以风格流派论之，则异趋者每见，如晚清翁心存与翁同龢父子，一则宗唐，结乾嘉诗派之局，一则宗宋，用力于东坡、山谷，诗学路数“同龢不类其父”（钱仲联《近代诗钞·翁同龢传》）。

　　在累世婚姻的文化家族中，文学影响与承传问题就更加复杂了。亲族间叠加关系连接成硕大的文化丛林，盘绕错节，枝丫繁茂。这片茂林的光华映照在大家族成员身上，每一棵树上的枝杈，他们都能够触摸到；每一片树叶的露珠，他们都能得到滋育。但到底是哪一个脉系，何种因素对家族成员的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产生作用，就非一言可蔽之了。

　　文学的承传与变化，在累世婚姻家族中往往具有某种相对性，这种相对性与接受影响的不确定性有关。至少有三条承传脉络：一是父系。清代阳羡储大文《在陆先生传》云：“吾储氏父子兄弟间，自相师友，颇以能文章世其家。”太仓王撰《丁酉初夏雨夜偶成一百四十韵》云：“昆季共九人，参差不一致。大都守家风，未失祖先意。”这是一条主线，例证俯拾皆是。二是母系。常州洪亮吉之母家蒋氏出自武进云溪蒋氏家族，为蒋斅淳之女。亮吉六岁丧父后随母移居外家，至二十二岁其外祖母龚太孺人去世后离开，前后达十五年之久，外家给予他几近完整的文化养成。锡山秦瀛之母徐氏为昆山徐乾学孙女，秦瀛虽早承秦松龄之家学，但亦受外家教育之惠，在《外祖徐二矶先生诗序》中记有早年母亲对其所言：“汝外祖工于诗，汝长，外祖当教汝诗。”外家对许多文学家来说，是成长的摇篮，上升的阶梯。三是中表亲。这是上述关系的衍生，但无论数量或关联密度都极为突出，实可专论。如阳羡词人大多出自本邑文化家族，而陈氏、史氏、万氏、任氏、徐氏等彼此又都保持着世代通婚的关系。陈维崧与诸文人既是文友，又为中表。史惟圆是陈维崧的表姐夫，曹亮武是陈维崧的表弟，陈维崧与史惟圆唱和达五十九次之多，与其表弟曹亮武唱和也有二十六次，《荆溪词初集》即陈维崧与曹亮武中表兄弟合作的成果。

　　累世婚姻之于家族文学影响的复杂性在于，由于累世婚或即连环婚，故这三条脉络常常是交互性的，内含着承与变的辩证关系：某一脉络之“承”恰恰意味着对另一脉络之“变”；承皆有源，变则有因。另外，桐荫世家尤其是具有累世婚姻背景的子弟得天独厚，禀性或有不凡，成立之后多有自我交游群体；故生于家族自有所“承”，社会交往滋其所“变”。

　　承与变，皆是“濡化”的题中之义，而累世婚姻之桐荫世族的“濡化”，使文学家的养成具有了更充分的精神资源，创造了更多维的选择空间，也预示着更多的发展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