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是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其历史悠久，不少人认为《史记》是最早的一部传记文学作品。传记文学经过长期发展，在今天呈现出诸多新特点：可入传的除名家大家、时代英模外，更多普通人成为传主，让传记文体走下神坛；另一方面，没有生命的大江大河、工程项目、城市小镇也成为传记文学书写的对象。

　　先进人物、普通人成为传主

　　传记发展到了现当代，早已突破以往“生者不立传”“死者才入志”的传统，出现了很多为尚健在者立传修谱的作品，包括自传、自叙传、自述等，如《王蒙自述》、张雅文的《生命的呐喊》。各地在修方志、族谱时，也将健在的相关名人收录其中。

　　传记文学从主要为伟人、名人或作出卓越贡献、杰出成就的人物立传，发展到今天为英雄模范、楷模人物、时代新人等作传，为影视明星、企业家立传，尤其是为普通人、平凡人、寻常百姓立传。普通人开始拥有进入文学人物画廊的机会。

　　以往，立传被认为是一桩庄严慎重的事，它与作史、树碑（包括死后立墓志铭、纪念碑、塑像等）一样神圣，是并非凡人均可“享受”的一种文化“待遇”。而到了今天，人们对于立传作史已然没有了那种高山仰止、可望不可即的心理，更多是抱着一种实用、入世、济国齐家的心理。于是，姓氏家族修谱时开始为本家族的名人或有点影响和成就的人立传。在出版方面，也出现了不少为企业或企业家立传的作品。这固然有经济利益驱动的因素，但也与人们看待传记的眼光发生改变有关。

　　时代新人囊括了全国评选出的各类“最美人物”、“中国好人”、时代楷模、全国道德模范、“感动中国”人物以及各行各业、各地评选表彰的各类先进典型、优秀人物等。譬如何建明的《山神》写带领乡亲20多年修通“天渠”的黄大发老人，张子影的《洪学智》写我军现代后勤工作奠基人，陈霁的《雀儿山高度》写川藏线上的邮车司机其美多吉，李春雷写廖俊波的《县委书记》，王宏甲的《中国天眼——南仁东传》，陈启文的《袁隆平的世界》，一直到徐风写紫砂壶工艺大师蒋蓉的《花非花》，党益民写战友守墓人陈俊贵的《守望天山》，这些传记既有为各路英杰作传，也有为原本籍籍无名的小人物、平凡人树碑立传的作品。

　　因此，传记文学内涵和外延的扩展成为一个鲜明特征，可以立传的人物对象越来越宽泛，内容上越来越深入。

　　在这中间，作家传记大量涌现甚至被不断重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譬如，关于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都有不止一部传记，特别是路遥的传记差不多已有10部。但凡获得国家级文学奖项或有全国性声誉的作家，往往都有传记。这或许是因为作家的生平经历及创作道路，对其他写作者和文学爱好者具有启示与感召意义，同时又具有文学史价值。

　　从写作手法上看，传评结合，夹叙夹议，注重传记的学术性和研究性也成为传记文学一个发展新趋向。作家评传、艺术家评传，往往夹叙夹议，带有对传主人生历程和学术业绩的评价。这样的传记不仅是一种记录、记述和历史还原，还是对传主的一种研究评析，有可能对推动社会科学和文学发展产生作用。

　　为江河湖海、大国重器立传

　　以往的传记，立传对象几乎都是人。如今，传记文学已从为人物立传扩展到为城市立传，为江河湖海洋立传，为大桥道路、沙漠绿洲立传，为一切自然有机体、建设工程项目和所有具有“生命”发展历程，有自身来龙去脉、前世今生的事物立传。

　　这些年出现了许多为一座城市立传的作品。譬如何建明《我的天堂》描写苏州改革开放历史，聂还贵《有一座古都叫大同》为大同千年历史作传，李朝全《最好的时代》为浙江长兴40年改革开放历史作传。白描的《天下第一渠》尤为奇特，是为一条人工运河郑国渠立传，讲述郑国渠2000多年演变史。还有郭保林的《大江魂》试图为长江立传，陈启文的《大河上下》、张中海的《黄河传》为黄河作传，张加强的《太湖传》为太湖作传。还有曾平标描写港珠澳大桥前世今生的《中国桥——港珠澳大桥圆梦之路》，是为一项具体工程立传。徐剑的《大国重器》则是为中国火箭军作传。这些新传记，作传对象几乎都不是人物和生命体，而是工程、城市、部队、江河湖海渠等“泛生命体”。在作家眼中，这些事物似乎都变成了有生命的物体和存在，他们通过细致深入地梳理具体事件事物的来龙去脉、发展历程，力求进行详尽准确的考据考证，以此还原历史。这些作品往往具有鲜明的史志、史传、文献和学术价值。

　　传记文学在写作手法上也在努力出新出奇。譬如在叙事人称上，有的尝试运用第二人称，蒋巍的《牛玉儒定律》，唐明华为横店影视城创始人徐文荣立传的《中国好莱坞》，都采用了第二人称，很好地拉近了读者与主人公的距离，给人以亲切如朋友促膝谈心式的带入感。还有王旭烽的《让我们敲希望的钟啊》采用与亡灵对话的叙事方式，方敏《熊猫史诗》对动物进行拟人化、人格化叙事。

　　有些传记作者更注重以亲历者和见证者身份，来写人物生平。比如像新近出版的航宇的《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就是以一个亲历者、见证者的身份生动讲述路遥在人世间最后一年的生存状况和经历。

　　坚定史家立场求真求是

　　敬畏感、庄严感的淡化乃至丧失，导致人们对待立传的态度和价值取向有了微妙但却明显的变化，那就是“隐恶”甚至于“虚美”。按说，传记属于历史书写，秉持史家春秋笔法，“不虚美、不隐恶”，追求全面真实是基本要求。但今天传记的繁荣或某种程度上的泛滥，导致了人们有意甚至刻意讳言传主之“恶”，回避其不光彩的往事、不愿公开的隐私。尤其是在为生者立传时，这种价值取向更为突出和普遍。今天我们读到的生者传记，几乎很少写到人物的缺点、不足、遗憾。有的传记甚至为了拔高人物，还存在一些人为编造美化、“涂脂抹粉”的成分。传记文学的这一发展趋向，尤其值得作家们引以为戒、高度警惕和自觉防范。作为史志的传记，应求真务实、正本清源，努力挖掘探究和还原历史真相，而不应一味曲意逢迎，甚至为五斗米折腰，为稻粱谋而牺牲品格操守。

　　另一种趋向同样值得警惕，那就是片面解读或一味“曲解”历史、“歪解”历史，把那些历史上早有定论的人物拿出来炒冷饭，打着“重写历史”的旗号为某些历史人物翻案，有意回避或者淡化其在历史上的负面形象。这种趋向，可能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也可能是哗众取宠故作惊人语。

　　传记文学的发展，需要作家们在守正基础上创新，而不能一味为了出新出奇而片面剪裁历史、打扮历史，断章取义或以偏概全地对待人物及其历史。作家应该回到史家立场上来，以今日之眼观昨日之事，以历史唯物主义看待和刻画自己笔下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