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韩国首尔举行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TA）第十六轮谈判中，围绕着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规则等重要议题，三国进行了深入交流，尤其是基于三方共同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所形成的希望将中日韩FTA打造成“RCEP+”的自贸协定这一积极共识，让外界看到了三国最终建成自由贸易区的乐观未来。

　　除了隔海相望的经济合作地缘优势外，中日韩三国的贸易关联度与经济共振度还非常之高。数据显示，2018年中日、中韩贸易均超3000亿美元，日韩贸易也达到近900亿美元，其中中国是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韩国分别是中国和日本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而日本为中国与韩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经济学理论认为，自贸区可以产生贸易创造与转向作用，从而推动参与国的经济增长。据中日韩联合研究项目的研究表明，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可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提升1.1%-2.9%，日本提升0.1%-0.5%，韩国提升2.5%-3.1%。

　　具体从三国的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层面看，一方面，中日韩货物贸易中资本品和中间品进出口所占比重很大，通过FTA机制的安排来降低关税和简化海关程序，由此可显著降低三国间交易成本；在服务贸易方面，三国间服务部门的扩大开放和密切合作将促进新一轮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同时服务作为价值链的黏合剂和重要的生产投入，贸易扩张的收益将渗透到其他部门，由此意味着三国产业链获得进一步地融合。初步估计，中日韩FTA可以使三国贸易额总共提升4个百分点左右。

　　产业互补与投资的便利化是中日韩FTA垒起的又一大价值高地。目前来看，中日韩三国各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资源与要素以及产业投资上完全可以通过自贸区达到互补与实现共赢，比如日本和韩国在贸易、投资领域可以仰仗中国大市场，而中国也能学习日本和韩国在环保、高科技等新兴领域经验；还如高铁建设方面，中国可以发挥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承接能力，日本可以提供技术与资金匹配，韩国则可参与高铁车厢制造等。目前来看，日本累计对华直接投资1137亿美元，韩国对华实际投资801亿美元，分别是中国第一大和第四大外资来源国，同时中国对韩国与日本的投资分别超过500亿美元与300亿美元，依次是韩国与日本的第三大与第五大外资来源国，而日本与韩国的双边投资额都突破了700亿美元，彼此为第三大与第四大外资来源国。而借助建造FTA新机制，便利化投资可为三国带去至少10%以上的资本增量。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由于中日韩是亚洲地区最重要的三大经济体，三国FTA机制所产生的外溢性红利将格外显著。目前，中国、日本和韩国的GDP分列世界第2位、第3位和第11位，总量为15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20%，占东亚GDP的90%；与此同时，中日韩对外出口之和约占东亚地区总出口的70%，进口占67%，且三国在东亚区内贸易占比接近60%以上；投资上，中日韩吸引外来直接投资总额约占东亚整体的40%，对外直接投资之和占东亚对外直接投资的68%。因此，中日韩FTA一旦建成，在有力带动整个东亚地区经济繁荣的同时，更能为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建构打下较为宽厚与扎实的基础。不仅如此，中日韩处在东北亚经济圈之中，其中中国与东北亚地区五国（另外两国为蒙古与俄罗斯）贸易额合计约7586亿美元，且中国是五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同时日本和韩国分别是东北亚地区第二和第三大贸易伙伴，因此，中日韩FTA一旦落地，也将直接带动东北亚地区经济与贸易总量的扩张。相关研究显示，中日韩FTA将使东北亚五国GDP增长2%。

　　置于更宽泛的区域版图上观察，中日韩FTA将有效激活亚洲自贸区的组合能量。目前，以“10+5”为主体的RCEP已经完成全部谈判，世界上涵盖人口最多、区域最广、成员最多元的自贸区即将在亚洲落地；同时，印度、孟加拉国以及巴基斯坦等八国组成南亚区域合作联盟运作得风生水起，如果再加上中日韩FTA，整个亚洲国家朝着更高层次自由贸易区对接的可能性大大提升，至少由于成员国身份在以上三大经济板块中互有重复，未来围绕着亚洲自贸协定谈判的障碍会显著减少，亚洲出现如同北美和欧洲那样的自贸协定值得期待。

　　当然，回过头去看中日韩FTA谈判进程，从中国领导人提出构建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建议并得到韩国与日本政府响应以来的17年时间中，虽然三国围绕FTA经历了16轮谈判，中间还有9次中日韩外长会议与8次三国首脑会议都在为自贸协定擂鼓助威，但时至今日中日韩FTA没有形成一个初步的框架，其推进过程不仅大大慢于各自双边自贸协定谈判速度，同时比域外的同期其他FTA谈判也要曲折很多，由此可见中日韩FTA行进途中不小的障碍与掣肘。

　　除了依旧在汽车、钢铁、石化等传统产业领域中日韩存在着明显的市场竞争外，近些年来中国制造业转型与产业结构升级步伐加快，在家电智能化、通信技术以及芯片设计等高端产业也与日本与韩国形成了明显博弈，与此同时，一些敏感领域如农产品(5.35 -0.56%,诊股)贸易、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分歧在三国之间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中日韩要在新的国际与区域产业分工中寻求到力量均衡与协同显然并非易事。而更为重要的是，历史与政治因素往往构成三国自贸协定谈判的不时羁绊。

　　虽然特朗普政府完全抛弃了多边自由贸易安排TPP（跨太平洋(3.39 +1.50%,诊股)伙伴关系协定），但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干预与影响力仍在，对亚洲地区任何形式的自贸协定依旧会施与种种干扰；与此同时，尽管TPP遭到了废弃，但日本却另起炉灶挑头建立起了CP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且日本倚重美国市场的思维并没有改变，同时凭借着东盟10+3形成的关税优势，日本也能从中国与韩国享受到不少的贸易便利，也正是如此，日本在推进中日韩FTA方面始终不能表现出积极而主动的态度。不仅如此，日本与中国、日本与韩国的历史阴影以及由此产生的较低的政治互信度也增加了FTA安排的不确定性。

　　但是，相比于周边阻力而言，围绕着推进中日韩FTA所逐步积累或者已经趋向成熟的条件也正在增加。一方面，中日韩在多边自贸协定的认知上具有高度一致性，且三国在各自自贸协定建设上积累了不少经验，技术上不存在任何障碍，而且在“10+3”框架中以及清迈协议机制下，三国之间获得了更多了解与沟通的渠道，所共同发生的作用越来越大，合作的价值不断提升；另一方面，RCEP的生成对日本产生了不小的倒逼，由于中韩FTA和中澳FTA分别对日本出口到中国的家电、汽车和海产品形成不小冲击，再加上RCEP创造出的更低贸易门槛，韩国与澳洲产品对日本出口到中国的产品所构成的挤压势必进一步增强；与此同时，在RCEP机制的作用下，泰国的大米等农产品也必然对日本出口到中国的相应品类造成直接替代，多方反压与夹击之下，日本不能不掂量中日韩FTA的紧迫性与重要性。更为重要的是，原对日本十分敏感的农产品贸易已随着CPTPP的签署大幅下降。公开资料显示，CPTPP成员间农产品开放度极高，其中日本的农产品开放度达85%以上，相比中国与韩国来说已经是最高水平，而只要日本不在农产品贸易层面斤斤计较，中日韩FTA就有加速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