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发改委修订发布了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以下简称《目录》)，将于2020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值得关注的是，其中有数项生物质相关产业列入鼓励类目录，涉及生物天然气、生物质能清洁供热、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非粮生物质燃料，以及相关技术开发与设备制造等多个领域。

　　该《目录》的发布无疑给生物质能行业打了一针“强心剂”。相较于风电、光伏等，生物质能发展一直是“不温不火”，如何才能增添发展动力，突破困局?近日，在2019全球生物质能创新发展高峰论坛上，业内人士对顶层设计的引领、规划寄予厚望。中国工程院院士倪维斗表示，“要给生物质一个明确的名分，有明确的顶层设计和规划，让更多的投资者有信心。”

　　明确定位

　　向非电领域拓展，把改善环境、助力农村振兴和碳减排功能作为发力点，已成为国内外专家对行业未来的共识。

　　在国务院原参事，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原局长徐锭明看来，生物质能是替代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未来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生力军。

　　据了解，生物质能源种类繁多，具有总量大、分布广、可循环再生等特征，其化学态能源可转化为固、气、液态产品，是化石能源的最佳替代品。我国生物质资源丰富，可供开发的生物质能源量达8.37亿吨标准煤，相当于2018年能源消费总量的20%左右。

　　伴随可再生能源利用率显著提升，我国生物质能发电装机规模快速增加，截至2018年年底，已经实现全球第一;2019年前三季度全国新增装机335万千瓦，累计装机达到2116万千瓦，同比增长15.4%。

　　然而，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生物质发电仅占全国发电总装机容量的0.94%，与高速前行的风电、光伏发电相比，显得不温不火，动力不足。

　　“原材料供应保障、相关财税补贴政策问题，影响了生物质能发电的财务状况。部分地区要求生物质电厂施行超低排放，企业经营成本增幅较大，商业化运营难度进一步加大。”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副主任任东明分析说。

　　此外，我国当前电力供需形势出现新变化，可再生能源消纳也面临较大压力。任东明认为，生物质能产业发展应调整方向，寻找新模式，形成新动力。“需要新建和现有生物质发电逐渐向热电联产方向调整，适应清洁供热的要求。”

　　在倪维斗看来，生物质能产业在我国虽历经多年耕耘，仍未能充分发展，主要原因在于缺少“名分”。他建议，应重视生物质能的多元价值，与“三农”建设结合，形成良性循环。

　　对此，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程序持相同意见，“定位不准确导致生物质能发展不尽如人意。如果只重视能源功能，潜在价值和重要的战略定位必然被埋没。”

　　生物质能不只是能源，这是记者在论坛上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在“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蓝天保卫战”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生物质能利用是关键一环。

　　“用生物质替代煤，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方向。”倪维斗介绍说，“现在粮食烘干都用煤，还有大量需要蒸汽的工业项目，都可以用生物质能来完成。”

　　“重塑能源体系是全球挑战，中国在这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扩大生物质能部署，可以提升能源供给安全，抵销部分石油进口，同时也可以解决‘三农’问题和空气污染问题。”国际能源署(IEA)可再生能源部主任Paolo Frankl表示。

　　迎接机遇

　　产业崛起也给生物质能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IEA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球可生产沼气的原料仅开发了6%，由于与天然气价格之间存在较大成本差异，亚洲将成为生物沼气的重要增长市场。

　　生物质能产业促进会会长陈小平认为，生物石油、天然气的开发利用将是未来生物质能清洁利用的方向和途径，既是我国实现城乡生态环境保护，也是解决能源匮乏的关键战略。

　　“探索生物质天然气产业化发展路径要从高起点规划、高水平推动、高标准建设、高品质发展做起。要让它与市场紧密结合，要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陈小平进一步介绍说，规模化的生物燃气基地以农作物秸秆、种养殖废弃物、禽畜粪便、城乡厨余等有机垃圾作为原料，可建立日产1万立方米~3万立方米天然气生产转化基地，接纳周边中型分布式沼气集中转化为生物天然气。

　　对生物天然气情有独钟的欧洲，也开始谋划下一步发展目标——生物甲烷。特别是在天然气大国荷兰，生物甲醇被视为填补天然气缺口的重要支持。“今后20年，我们计划通过节能以及利用绿色气体生物甲烷达到用能目标。目前我们只有10万立方米绿色气体，以后要达到500万立方米。”荷兰企业局生物质能源高级专家Kees Kwant介绍说。

　　据Landwarme GmbH公司可持续发展和政治部主管John Cosmo Dwelle分析，欧洲可持续生物甲烷的潜力约为1000TWh，通过“绿证”机制，生物天然气、生物甲烷将有望在能源体系中扮演核心角色“。每吨碳价在785元~1180元，就可以让生物甲烷的价格接近天然气的水平。”

　　清洁供暖

　　供热被视为可再生能源的下一个前沿，同样为生物质能打开了巨大发展空间。“生物能源仅是可再生发电投资组合的选项之一。”IEA高级专家 Pharoah Le Feuvre十分看好生物质能在供热领域的应用前景，“供热在2018年占能源二氧化碳排放量的40%。但是，其在可再生能源中的份额仅为10%，需要更广泛的政策支持以加速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近年来，农村无煤化供暖正在兴起，截止到2018年年底，北方地区生物质能供暖面积增长至1.2亿平方米。生物质燃料供热作为生物质供暖的重要方式，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和中东部地区得到了快速发展。

　　“从2010年300万吨，提高到了2018年的1600万吨，年均增长率达到23%。”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副总工程师谢宏文表示，“‘十四五’期间希望推动生物质热电联产、生物质锅炉集中供热、开展户用清洁炉具供暖模式的试点和推广等，把生物质供暖的多元化作为推动生物质能产业发展的新动力。”

　　然而，产业聚集和商业化程度不高、尚未形成规模化发展模式等因素，妨碍了生物质供暖的推广应用。怎样才能发挥优势，让生物质能成为农村清洁供暖的深度参与者清华大学教授杨旭东认为，生物质、太阳能和空气源热泵“三驾马车”，将承担农村清洁取暖的重任。“生物质在农村取暖要占一席之地，首先颗粒燃料要降低价格、方便获取，其次生物质炉具要更加高效、清洁化和便捷化，让老百姓喜欢用、愿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