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重要遗址，这里是“最早的中国”，这里刷新了中国考古界一系列第一……10月19日，位于河南省洛阳市一个普通小村庄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举行开馆仪式；20日，正式向世人开放。
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在开馆仪式上表示，二里头遗址是二里头文化的核心载体，对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王国的兴起、王都规制、宫室制度等涉及中华文明发展的重大学术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建立，将有利于阐释早期中国形成历程，让公众更好地认知了解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将成为国内外了解中华文明的又一文化高地，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源远流长、绵延不断历史的力证。
二里头遗址“十个之最”
一个普通的小村庄，一个享誉世界的考古遗址，肇始中华文明的根与魂，是与考古专家60年坚持不懈的发掘发现“十个之最”分不开的。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二里头遗址工作队队长许宏研究员介绍，这主要包括：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二里头遗址有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双轮车辙；最早的“井”字型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紫禁城”——二里头宫城；最早的有中轴线布局的大型“四合院”式宫室建筑群；最早的成组多进院落宫室建筑群；最早的国家级祭祀遗迹和祭祀区域；最早的大型围墙官营作坊区；最早的青铜器制造作坊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最早的青铜礼器群、玉质礼器群。
“这样的规模和内涵，表明这里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学者推算，二里头都邑兴盛期的人口至少在2万人以上。在许宏看来，精心规划、庞大有序、史无前例及大范围的文化辐射，构成其最重要的特征。
1999年，时年36岁的许宏担任考古队长，他认为二里头遗址发掘最需要解决的是搞清空间布局及其演变情况。许宏说，道路是城市的骨架，当二里头发掘出主干道“十字路口”“井”字形大道，发现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大路最宽处达20米，这座大型都邑的布局一下子变得清晰起来。
除了“宫殿建筑群”等“不动产”外，中国最早的青铜酒礼器——青铜爵、被誉为“中国第一龙”的绿松石龙形器、兽面纹铜牌饰等“国宝”，都是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的重要成果。目前，二里头遗址发掘出土有铜器、玉器、绿松石饰、精美陶器等文物万余件。
“二里头遗址为夏代的存在提供了可靠物证。没有二里头，我国夏商周的年代框架就拿不出来。”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说，二里头遗址不仅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重要起点和标尺，还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密码”。
二里头遗址的发现是个例外
“很多考古大发现出于偶然，比如秦始皇陵、郑州商城。但二里头是个例外。”10月19日，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开馆现场，许宏说，这一切还得从历史文献留下的“夏”之谜说起。
《史记》记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1928年，安阳殷墟试掘，证实了商的存在。那么，《史记》记载的“夏”到底在哪里？学界争论不休。1959年5月，年过七旬的著名史学家、新中国田野考古的先行者徐旭升先生以历史文献为线索，带领学生周振华、方酉生等人到陕西、山西、河南遍寻，最终把注意力聚焦到河南洛阳盆地的登封、禹州、巩义、偃师等地，最终在偃师市翟镇镇发现了二里头遗址。这是中国首次明确以探索夏文化为目标的田野考古。他据此写出著名的《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二里头自此一举成名。
自那时至今，二里头遗址科学发掘已走过60年历程，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派往二里头工作队的队长也先后经历了三任。首任队长赵芝荃，2017年已去世；第二任队长郑光；许宏是第三任。每一任队长几乎都干满了20年。以他们为代表的三代中国考古人，直接参与发掘和研究的有上百人。他们用手铲，在这里解读着古老文明留下的无字天书。
许宏介绍，整个发掘，分为三个阶段：
1959-1979年为第一阶段，主要是通过考古全面了解二里头遗址文化遗存的文化分期、内涵和性质。依据层位关系，将早于郑州二里岗文化的文化遗存，分为早、中、晚三期，发现有郑州二里岗上层遗存、仰韶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根据遗址上的主要道路、水渠和自然村间的地界，把整个遗址分为9个发掘区，平面略成“井”字形。钻探发现了长、宽各约100米的大面积夯土建筑基址，即现在的1号宫殿基址。到1978年，完整揭露1号宫殿基址、2号宫殿基址的大部分；发现规模较大的中型墓葬，出土多件青铜容器、青铜兵器、大型玉器、漆器、绿松石器等；在遗址南部靠近洛河故道的区域发现较多铜渣、陶范和坩埚残块；在北部和东部发现大量骨料和制骨工具。
依托可靠的地层关系和丰富的遗存，以赵芝荃为代表的第一代考古人初步将二里头文化划分为四期，确立了可靠的时间框架，为其他遗址建立时代框架提供了参照，确立了二里头遗址作为中国早期国家都城遗址的重要学术地位。
1980-1998年为第二阶段，既有为了特定学术目标开展的主动发掘，也有因配合各种基本建设而进行的被动发掘。铸铜作坊、中小型房基、中小型墓葬、祭祀遗存、制骨作坊被揭露，出土了一批青铜礼器、玉器、漆器、白陶器、绿松石器、海贝等奢侈品或远程输入品。发现多组连续地层关系和丰富的遗迹，细化了二里头文化分期。在洛河河滩中发掘二里头文化重要遗存，更新了对遗址范围的认识，为开展对洛河河道变迁、遗址出现和受到破坏的地貌背景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确认了铸铜作坊位置，新发现制骨作坊、祭祀遗存和一批中小型房址、中小型墓葬，出土了数量可观的铜器、玉器，丰富了二里头都邑文化的布局和内涵。
1999年至今是第三阶段，对遗址聚落形态的探索成为田野工作的重点，围绕特定学术目标进行的主动性发掘成为常态。发现了中国最早的“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中国最早的双轮车辙、二里头宫城、中国最早的有中轴线布局的大型“四合院”式宫室建筑群，以及中国最早的成组多进院落宫室建筑群。在宫殿中心区的北部发现有中国最早的国家级祭祀遗迹和祭祀区域，中心区的南部发现有中国最早的大型围墙官营作坊区，其内已发现有专为贵族服务的、中国最早的青铜器制造作坊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
早期王朝时代，国家的扩张沿着水路、陆路呈线状推进，形成点状的“飞地”，而这些据点的设立，与对自然资源的获取有着很大的关系。
科技考古各“兵种”介入最多的一个遗址
与考古发掘基本同步，学者们对二里头遗址的学术研究，一直按遗物、建筑、墓葬、年代学、宏观态势、地理环境、聚落形态、考古学文化、考古学与文献学整合基础上的历史复原研究（即夏文化探索和夏商分界问题）等9方面进行。
1977年，夏鼐先生首提“二里头文化”命名，被学界普遍接受，取代了过去“夏墟”之称。大多数学者肯定了二里头文化一、二期是夏代文化。寻找夏文化，应当在这个时期前后去进行发掘和研究。
1978年，《河南文博通讯》发表在“河南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上夏鼐、邹衡、赵芝荃、安金槐等关于夏文化的论文，学界因此掀起探索夏文化热潮，此后每年都发表十数篇至30余篇（部）相关论著。
1996年5月启动的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中，专门设置“夏代年代学的研究”课题，下设“早期夏文化研究”“二里头文化分期与夏商文化分界”专题，极大地推动了二里头文化年代学及古史复原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被普遍应用。尽管文化史研究仍占据重要比例，但社会史研究逐渐受到关注。
2002年6月启动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后，碳14年代测定、环境考古、人骨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古DNA研究、同位素分析、冶金考古、陶器和玉石器的制作工艺研究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广泛运用到二里头遗址研究中，在年代学、自然环境特征、人类自身与体质相关的特征、人类的多种生存活动以及生产行为特征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专家认为，二里头遗址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学学科范畴内科技考古各“兵种”介入最多的一个遗址。大型考古报告《二里头（1999—2006）》，则是迄今为止我国参与编写的作者人数最多的一部考古报告。
从这部考古报告中，科学家们披露了关于二里头遗址时空、环境、生产、生活状态等方面非常丰富的信息——它的绝对年代大致为公元前1750年至1500年；当时的气候温暖湿润，洛河的改道，汇入伊河，使二里头遗址的北面与邙山连为一体；居民在土质肥沃、距离邙山不远、滨临伊洛河的二级阶地上建立居住地；当时人的健康状况较好；可持续发展的多种农作物生产已经成为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多种家畜饲养保证了肉食来源，并在体现等级制的祭祀活动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另外，可能还存在剪羊毛的行为；制作金属器和玉器的专门性技术更加完善，可以对那些产品进行规模化生产，这些产品是为贵族专用的；陶器制作的规模化生产进一步稳定，出现贵族专用或专门用于礼制的陶器生产部门；出现具备规范化特征的制骨技术……
保护与传承都获得重大成果，但依旧任重道远
从20世纪60年代发掘1号夯土基址开始，考古队就一直注重科学保护。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大约300万平方米，60年只精细发掘了4万多平方米，相当于1％多一点。许宏介绍，一般仅发掘到夯土表面，即不再向下发掘，仅选取个别部位进行最小限度的解剖发掘。
最近20年，他们创新发掘理念，对重要遗存采取套箱提取办法，套取了多组重要遗存，在室内进行精细发掘。2002年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就这样发掘出来的。2015年以来套取的几座贵族墓葬，通过在室内精细发掘，获得了更多关于墓葬中所用材料、使用方式、相互关系等方面的细节，为多个学科参与论证、取样、研究提供了方便。
二里头遗址于1963年、1988年先后被列入河南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2006年，中国建筑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编制的《二里头遗址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由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这是第一部专门针对二里头遗址的保护规划。2009年7月，河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洛阳市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尸乡沟商城遗址保护条例》，从法律层面加强了对二里头遗址的保护。
二里头遗址出土文物一直是国家博物馆和各级博物馆陈列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末，创建一个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成为共识。2016年3月，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建设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重大文化建设项目”；2017年12月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列入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立项名单。
为了充分展示二里头考古的时代变迁和研究脉络，丰富展品是头等大事。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已有2000件文物的基础上，两年多来博物馆先后征集到“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办公室移交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珍贵文件、图书、音像资料159件，以及来自社会捐赠的有关二里头考古的专家学者书信、手稿、书籍等。安徽省蚌埠市博物馆提供了包括灰陶鼎、陶盉[hé]、陶罐、陶甑[zèng]等16件禹会村遗址出土的典型器物。洛阳博物馆馆藏的数件重磅国宝，也在开馆前刚刚运抵二里头夏都博物馆，代表当时二里头先进的青铜冶炼和绿松石镶嵌等科技水平、作为王权象征的七孔玉刀、镶嵌绿松石兽面铜牌饰、青玉牙璋、网格纹青铜鼎、乳钉纹青铜爵等5件文物，再次回到它们的“出生地”。
在发掘和博物馆建设过程中，当地老百姓也表现出了巨大的担当。遗址发现几十年来，村民在地里只要发现盆盆罐罐，都会赶紧送到考古队。今年68岁的翟镇镇圪垱头村村民郭振亚，1973年在地里发现一件青铜器，立即交给工作队。这件青铜器，就是被确定为中国最早青铜礼器的“青铜爵”。由于文物保护规定的制约，二里头所在的几个村不能建工厂、划宅基地，甚至深耕，大家都毫无怨言。
习近平总书记前不久在河南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时强调，要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洛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飞说，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开馆，必将促进公众对神秘夏文化的了解，进一步推动中华文明和夏文化的研究。二里头遗址夏都博物馆将是讲好“黄河故事”的好平台，是弘扬“黄河文化”的亮丽窗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家认为，新建成的博物馆和遗址公园如何更好地展示其内涵和价值，如何持续、良好地运营、开放，如何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实现大遗址保护与民生发展的双赢，都是摆在考古文博人面前的新课题。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的总体面貌也仍有深入揭示的空间。已开展过田野工作的区域分布尚不全面、不均衡，遗址钻探、发掘的空白点还比较多，持续的考古工作依然是今后长期的重点，需要一代一代人的接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