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当我们讨论人类的存在时，往往绕不开这样的哲学终极问题。但是在波澜壮阔的数字时代，这样的问题对我们提出了更多维度的挑战。

　　最近，78岁的美国作家安德鲁·卡普兰参与了Nectome公司的HereAfter计划，利用对话AI技术和数字助理设备，在云上实现形象的永生。他将成为第一个数字人类——“AndyBot”。而Nectome公司将以此为契机，持续进行以计算机模拟的形式复活人类大脑的工程。

　　《黑镜》成真，数字人类的永生

　　对于死亡的恐惧，或许是亘古至今人类社会的永恒恐惧。有人说人有三种死亡：首先是肉体的死亡，生命在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刻就结束了。然后是社会关系的死亡，在葬礼上，亲友们和逝者做最后告别的时刻，生命就结束了。最后是记忆的死亡，当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离世后，生命就彻底结束了。

　　从这个角度上讲，亲友们与“数字人类”的交流，至少保证了逝者避免了后两个意义上的死亡。

　　探讨科技发展与人性的关系的科幻剧集《黑镜》，有三集和这个议题有关。在第二季的《马上回来》中，女主人的丈夫意外离世。悲痛欲绝的她，借助丈夫在社交网络上留下的海量信息，塑造了一个具有人工智能的丈夫的复制体。尽管一开始并不能接受这个以假乱真的“丈夫”，但是最终却与人工智能产生了情感的缠绵。

　　在第三季的《圣朱尼佩罗》一集则为我们塑造了圣朱尼佩罗这样一座“虚拟城市”，它基于所有游戏玩家的记忆所组成。每个玩家都以访客的身份来到这里，进行各种人生体验。他们在现实世界中濒死前，可以选择将个人意识上传到云端，在圣朱尼佩罗这座永恒之城中实现永生。

　　而到了第四季的《暗黑博物馆》一集，《黑镜》更进一步，涉及了数字人类是否具有人权这样的议题。一名死刑犯，为了妻子和女儿，决定将自己的意识出售给暗黑博物馆。结果载入了他的意识的“数字人”，在博物馆中被游客们一次次地虚拟地“杀死”，饱经折磨。

　　这三部剧集，可以说是层层递进地探讨了数字人类与我们的关系。从一开始的模拟人，到后来的记忆上传，再到数字人类的“人权”，科技的进步不仅带来生活的便捷，更是不断给我们带来观念和人性的挑战。

　　安德鲁·卡普兰即将成为的“AndyBot”，或许还仅仅是这种探索的第一步。我们目前只是用机器学习的技术，通过对人类各种言行数据的深度学习，实现一种逼真的模拟。

　　即便在未来，当“数字人类”的亲友通过数字技术实现和卡普兰交流时，他们的交流的对象也仅仅是一段代码，而非卡普兰本人。这种技术可以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帮助我们缅怀亲人。尽管这段代码会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越来越逼真地表现出卡普兰的言谈举止特征。

　　但如果这段代码逼真到一定程度，以至于卡普兰的亲人们都无法辨别真伪呢？这颇似赝品持有人的心理：如果全世界都分辨不出来这是赝品，那么真的和假的还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也可以联想到“缸中之脑”的悖论：或许我们的肉身并不存在，眼前的世界都是无数感应器和我们大脑建立的虚拟链接。

　　看上去，如果技术足够发达，这样的假想有可能会成真。我们既可能是庄周，也可能是梦蝶，“我思”并不一定能代表“我所在”。

　　后人类时代，赛博格的焦虑与噩梦

　　从当前看，高度仿真的数字人和完全能够上传的意识，看上去还有些天方夜谭。但是或许人类演进的历程会呈现出另一种渐进的路径，那就是赛博格（Cyborg）——一个机械控制论和有机生命体复合的概念：人在科技的推动下，变得越来越智能化、机械化。而机器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越来越人性化。最终两者合二为一，形成一种人类——机械的复合体，被称为赛博格。

　　赛博格正是我们每天正在发生的故事。在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取得突破的同时，我们已经越来越离不开智能设备。没有智能手机在身边，我们很快就会抓狂——这种焦虑和我们失去一个器官相比别无二致。

　　越来越多的可穿戴设备和人造器官已经开始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智能设备义体化看上去已经是大势所趋。我们也越来越习惯地借助虚拟助理设备为我们的行为做出决定：听歌、接受新闻推送、选择饭店和确定交通路线。

　　最新的科技已经触及到意识的载体——大脑。人工海马体和意识芯片，已经开始能够帮助脑萎缩的人承载一部分意识。而俄罗斯一位富豪投入巨资，进行意识上传的研究，试图为自己实现一种永生的路径。

　　如果我们一直以来认为植入人工器官并不能改变我们作为人类的本质，那么当我们越来越多的器官被智能设施义体化，甚至当我们的记忆已经开始从脑细胞转移到芯片中时，我们必须直面忒修斯之船的悖论了：当我们的肉体和意识的构成和承载要素都在不断地被替换的时候，我们是否还是传统意义上的人类？我是否还是我？

　　这可能会延伸到一个更加终极的思考。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的定义和边界都在不断地延展，决定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或许并不是永远不变的。或许我们应该展开更深一步的讨论：数字技术是否能创造人类？是时候开展这样的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