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东滨江临海，江海资源丰富，是全国著名的海洋经济之乡。吕四渔港作为首批六大国家级中心渔港之一，依海而兴，因渔得名。家住吕四港镇海渔村的曹卫华一家三代靠打渔为生，爷爷曹良生，父亲曹金法，儿子曹卫华虽同为渔民，但因时代变迁，三代人却有着不一样的人生轨迹。
集体经济下的“工分渔民”
曹良生，作为曹家第一代渔民，在上个世纪的“大集体”时代，和农民一样，靠干活挣工分。“大队组织年轻力壮的村民上船捕鱼，捕上来的鱼虾由大队统一收集后销售，渔民依据上交的鱼货数量记工分。”现年68岁的曹金法回忆起父亲那个年代所实行的“工分制”，“出一趟海，船老大14分，副老大12分，渔民11分。一年下来，最多的渔民能挣3000多个工分。按照1个工分一角六毛二计算，每年收入不过四五百元。‘工分制’是吃大锅饭，不管干多干少，最后收入都差不多。”
撇开收入不说，出海的高风险也是老一辈渔民无法逃避的现实。曹金法回忆，在那个年代，出海打渔的船都是木船，而且船体比较小，一旦遇到大的风浪，很有可能翻船。且不同于现在的机动渔船，以前的渔船航行全靠人力和风力，一旦有任何突发状况都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由于条件限制，那时候出海的时间也相对较短，一般在3~7天左右。人在海上，连一口淡水都喝不到，船上洗脸洗手用的都是海水。渔民在吃饭的时候，一只手端住碗，两只脚还要把菜盆子夹住，否则渔船摇晃，菜盆子容易翻掉。“那时出海危险重重，海上捕鱼经常是拿命讨生活。”曹金法感慨道，“以前吕四人家里吃鱼都不让翻面，为的是祈祷家里人出海能平安归来。”
改革开放后的“船老大”
1978年，改革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也吹进了吕四渔区。1979年，海渔村在全县第一个实行包产到船头的承包责任制，实现了从“工分制”到多劳多得的历史性蜕变，渔民的那张网撒得可欢了，收入成倍增长。腰包渐渐鼓起来的曹金法拥有了自己的第一条渔船。
5岁上船，38岁当上“船老大”，已近古稀之年的曹金法与大海打了一辈子交道，网上来的鱼虾也越来越多。从自家承包渔船做“船老大”开始，曹金法每年都要上船出海捕鱼，30多年来风雨无阻。“渔民就要和渔船在一起，这才叫渔民。反倒是在岸上的日子，让我觉得无所适从，心里空落落的。”曹金法笑着说。
曹金法对渔船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每天都要上船看看。禁渔期间，曹金法也闲不下来，“要好好准备，争取开捕时能旗开得胜。”眼下，曹金法正忙着织渔网，对于渔民来说，网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产量，所以每年曹金法都会紧盯网的质量。今年，曹金法投资近20万元，让儿子曹卫华专门购置了三台织渔网的机器。“渔网直接影响着产量，自家做的渔网牢靠耐用，这样出海心里才有底气。”曹金法说。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船老大”，每次出航前，曹金法都会提前了解天气情况，进行风力预测，提前到船仓里检查仪器和设备，这也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希望可以满载而归，也是对船员的负责。”曹金法说。
往年开捕后，曹金法都会在第一天就出海捕鱼，一般要在海上待上半个月。年纪逐渐大了，曹金法的干劲却未曾减少，不过作为一个老渔民，曹金法也有自己的困惑。“愿意上船捕鱼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出高薪都请不到几个。”曹金法有些无奈。
在线撒“网”的“渔三代”
与父辈们出海打渔、养家糊口的境况不同，如今，海渔村的年轻人有了更多的选择。
“这些都是我们出海要用的网。”记者见到曹卫华时，他正在自家水产公司整理刚编织好的网具。据目测，铺在地上的网至少有几千张，但曹卫华却笑着告诉记者：“除了这些网，我还有一张网，能把鱼货销往全国。”
作为从小生长在大洋港的“渔三代”，曹卫华初中毕业后就跟着父亲上船出海捕鱼。和老一辈不同，在曹卫华的眼里，传统的渔业生产模式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了。现年43岁的“渔三代”曹卫华用自己的方式，经营着祖辈传下来的生计。
随着近年来政府不断加大对渔业生产的扶持力度，大多数渔民的日子已经是年年有“鱼”。除了自家的3条渔船出海捕鱼，曹卫华每天还会在大洋港港口转悠，有好的鱼货他会当即收下来。“收下的鱼货全部进自家的冷库，放在线上销售。”曹卫华告诉记者，8年前他成立了金峰水产公司，专门从事海鲜的深加工，并相继开设淘宝和微信店铺，在线上撒“网”。
曹卫华打开他的淘宝店铺和微信朋友圈，向记者展示他的订单。“还没出海，就已经有北京和上海的客户预约订单了，微信朋友圈也有很多上海客户要鲜货。”曹卫华拿着手机快速滑动，时不时地收着买家转账支付来的货款。通过微信、淘宝和买家建立联系后，工作人员就用冰块把鲜货冷藏好发出去。但因海鲜的特殊性，怕时间太长影响口感，曹卫华目前最远的快递也就发到北京。
酒香也怕巷子深。“以前的鱼再大、再好都需要客人上门挑选、购买，非常不方便，现在一个视频、一张照片就能搞定。”在曹卫华的微信上，有不少人看到实拍图片后，向其咨询价格不菲的吕四黄鱼。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曹卫华每年单单在微信和淘宝上的销售额已超过了3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