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每隔一段时间，在北京大学生物医学前沿创新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张冲就会发一个朋友圈。配文为“这一秒钟科学不重要”，配图则为一篇新上线论文的截图，她和丈夫、北京大学-云南白药国际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薛瑞栋的名字在列。
不久前，这个系列的朋友圈再次“更新”—— 一篇发表于《自然》的论文截图。论文揭示了以乙型肝炎病毒相关肝细胞癌为主的全基因组变异景观，为深入理解中国人群肝细胞癌的演进机理提供了重要线索。
这项新研究名为“中国人群肝细胞癌全基因组深度特征分析（CLCA）”，深入分析了编码区和非编码区的驱动基因、突变印记、拷贝数变异、聚集式变异事件、染色体外环状DNA，以及突变演进规律等特征。
研究团队综合多种算法，鉴定出大量新的肝癌潜在驱动事件，包括6个新编码驱动事件和28个新非编码驱动事件，多个基因都与肝脏代谢通路密切相关。此外，在已报道的81种突变印记的基础上，该研究首次鉴定了5种新的突变印记。
原发性肝癌致死率在全球所有癌症中高居第三，而每年肝癌新发病例超过一半发生在中国。“以往肝癌研究的大部分数据来源于日本和欧美，而这些规律并不适用于中国患者。”薛瑞栋强调，“要想研究清楚中国人群肝癌的基因组特征，还得靠我们中国的团队。”
为了系统了解中国肝癌人群的致病因素，研究团队对494例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肝细胞癌患者肿瘤组织进行了高深度全基因组测序，配套239例转录组测序结果，总数据量近300T。
张冲和薛瑞栋参与这个课题时，前期已经有了一定的样本和测序结果。“我在接手时就发现了一个此前未报道的全新的突变印记。国际泛癌全基因组研究计划（PCAWG）的数据覆盖了近3000人，都没有发现它，会不会是分析过程中出现了差错？”张冲说。
出于对新发现的严谨，团队决定与突变印记领域资深学者、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教授Steven G. Rozen联系，进一步扩大合作。
为了确保项目及时推进，团队建立了非常高效的沟通机制。除了不定期沟通外，每周三晚上是固定组会时间，每个人汇报自己的最新进展，并制订下一周的计划。
张冲和薛瑞栋之间的讨论则更为密集。“在这个项目开展过程中，我们吵了无数次。”薛瑞栋坦言。但这样的学术“争吵”并不伤身，因为大家的目的是一致的——确保做出的结果真实可靠，能经受住所有人的考验。张冲表示：“谁能拿出文献证明自己的结论，我们就听谁的。”
2月，论文终于上线。他们期待这项工作能够为后续研究提供很好的分析工具和数据支撑，进而为肝癌诊断、靶向药研发等提供一定的帮助。
2012年，出于“以后能操作世界上最高精度的显微镜”的想法，薛瑞栋加入北京大学生物医学前沿创新中心教授白凡的课题组。3年后，因为对癌症研究非常感兴趣，张冲也来到了白凡实验室。
在朝夕相处中，张冲、薛瑞栋成为情侣。也是从那时起，科研融入了他们的恋爱中。肝癌、基因、分型……这些学术词汇，构成了他们日常沟通的关键词。
对他们而言，实验室就是最佳约会地点。“比如今天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就劝对方去实验室。”薛瑞栋补充说。
在实验室做分析时、在学校漫步时，甚至在逛街时，话题总会不自觉回归到科研上。“可能逛着逛着突然想到，有个数据得做一下分析了、昨天的结果是不是‘跑’出来了。”张冲笑道，“有时候沟通效率也提高了。”
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两人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课题也稳步推进。2019年，他们参与的论文顺利发表于《癌细胞》。该研究全面绘制了混合型肝癌的基因组图谱，系统研究了混合型肝癌三种病理亚型的基因组特征，提出混合型肝癌分子分型标准，并发现了新的诊断和预后标志物。
而后，两人陆续开展与肝癌相关的其他工作并分别发表——从2020年的《自然-通讯》、2021年的《先进科学》到最近的《自然》。一路走来，除白凡外，他们的科研工作也得到了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张宁的全力支持和帮助。
对科研都有严格要求的两人，互相鼓励也时常争论，一路携手前行。而他们的人生轨迹，也记录在这一项项合作中。
这篇发表于《自然》的论文，对张冲和薛瑞栋有着特殊的意义。
在数据分析部分的工作接近尾声时，两人的孩子诞生了。这给他们带来更多幸福感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幸好在长期的相处中，两人早已形成了默契。
与此同时，他们的科研工作正稳步推进。在未来规划中，科研毫无疑问是唯一的选择。
得益于长期深耕肿瘤基因组学领域，打下了扎实的工作基础，薛瑞栋去年组建了自己的实验室，探索肿瘤演化和微环境相互调控的新规律、新机制等。“希望我们实验室有一个比较独特的研究方向，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奋斗。”
除了肿瘤基因组和微环境外，张冲对胚胎发育、大脑和神经等也很感兴趣，未来会继续做科研。“非常感谢国家出台了许多鼓励女性科研的政策，如放宽一些基金项目申请者的年龄等。”
张冲和薛瑞栋的研究内容相似又彼此独立，可以从不同视角进行更深入的探讨。“这对于促进我们的科研工作是很有益的。”薛瑞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