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教育引导全党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其它有关讲话看，大历史观就是强调从历史长周期、从人类文明进步的宽视野看问题，以史鉴今。大历史观作为方法论原则，对于我们深刻认识传统文化的价值，总结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的历史经验，同样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由大历史观之，中华文化曾经灿烂辉煌，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过重要贡献。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人类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这一突破时期，古代希腊、古代中国、古代印度等文明都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文化传统，至今仍支配着各大文化中人的思想和感情。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古代世界几个主要文明(或文化)在公元前一千年之内都经过了一次精神的觉醒或跳跃，学界早已有此共识，并不是雅斯贝尔斯个人的新发现”，而且“更不可视为西方学人的独特观察”。事实上，闻一多早在1943年《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中便写道：“人类在进化的途程中蹒跚了多少万年，忽然这对近世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都在差不多同时猛抬头，迈开了大步。约当纪元前一千年左右，在这四个国度里，人们都歌唱起来，并将他们的歌记录在文字里，给留传到后代。”闻一多在这里描述的正是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的文化突破现象，不过从文学方面着眼而已。

　　由人类文明演进的大历史看，古中国与古希腊、古印度以及古犹太文明等“轴心文明”构成人类文明展开的枢轴，尽管古希腊、古印度和古犹太文明都有过辉煌的创造，但最终湮没在历史的风尘中，惟有中华文明延存下来。中华文化宝库里不仅存有海量的人文遗产，更有“四大发明”极大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西方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指出，“在文艺复兴之前和期间，中国人在技术方面占据着非常支配的地位”，“古代和中世纪那些默默无闻的中国工匠对世界的贡献远比亚历山大里亚的力学家和能说会道的理论家多得多”。概言之，中华传统文化数千年间一直立于世界文明之潮头之巅峰，“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1840年鸦片战争后，曾经居于世界文明前列的中华民族，在工业革命狂飙突进之时，却由于封建统治者的顽固自大、闭关锁国，依旧蹒跚于农业文明的黄土大道上。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随之涌入。自那以后，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经历了剧烈变革的阵痛。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从洋务运动到新文化运动，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成为思想文化主导，传统文化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洪流中、在中华文化的重生与再造中，经风雨历磨难，但从未退出历史舞台。

　　从近代以来包括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显性进程看，似乎传统文化并未起到什么作用，甚至相反，一度成为被批判被清算的对象。但是，以大历史观之，实际情况则复杂得多。诚然，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功首先得益于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文化激励、现代文化滋养，然而，从深层文化结构上看，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在精神底蕴、思维方式、价值追求等诸多方面均延续和弘扬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即使是在表层结构上激烈反传统时期也是如此，只不过日用而不觉而已。对此学界多有探讨，有学者指出“中国在‘轴心时代’产生的德性伦理，特别是透过儒家思想的传承，对传统的道德文化所发生的深远影响，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即使在近现代，儒家道德体系受到极大的冲击，但受到震荡最深的是儒家以礼为代表的仪范伦理。而儒家的德性伦理，虽然就特定的圣贤君子的人格理想的实质而言，影响已减弱许多，但追求一个理想的人格与社会的精神动力似乎并未动摇。百年来，革命这条思想道路，所展现的志士精神与烈士精神以及乌托邦理想，就含有不少德性伦理追求终极与完美的精神酵素。”

　　伴随历史前进的脚步，中国共产党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日趋深刻，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性日益提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民族充满变革和开放精神”，指出几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就秉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精神，开启了缔造中华文明的伟大实践。“自古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了无数变法变革图强运动，留下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等豪迈宣言。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而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中华民族以改革开放的姿态继续走向未来，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深厚的文化根基。”这一论述立足于新时代，从大历史观出发，审视立体多维的文化传统，善于发现和弘扬过去因时代局限没有认识到的一直延续至今的显性和隐性的优秀成分，服务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正是立足于大历史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阐释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内容，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强调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化，等等。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清晰的新时代，传统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华文化复兴中的地位与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固然要立足于本民族的历史发展，但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国际视阈下的目标追求，没有国际比较就失去了意义。中华民族复兴意味着将中国重新立于世界先进行列，发挥影响和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实践，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同时也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习近平总书记不止一次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沃土，是从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贯通历史、现实与未来，可以说，中华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基本精神，仁爱诚信、以民为本、天人合一、和谐持中、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的价值理念等，构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底蕴，体现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等方方面面，体现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体现于内政外交、治党治国治军的宏阔实践中。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转化与创新，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便会黯然失色、失去滋养源泉、失去文化标识。历史表明，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环顾世界现代化进程，我们会发现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传统文化境遇很大程度上与该民族国家所处的现代化特定阶段密切相关，诸多迹象表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实现程度与传统文化的境遇成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现代化越初步传统文化起码在显性层面上遭遇的质疑与否定就越强烈，而现代化越高阶传统文化受到的礼敬和弘扬就越显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回首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的历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华文化复兴，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总方针，“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激活其内在的强大生命力，让中华文化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化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