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响“上海文化”品牌，借由人气爆棚的“春风千里：江南文化艺术展”，上海博物馆与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自2020年5月起共同推出了公益性文化品牌项目“江南文化讲堂”。该讲堂每季（1季周期为1年）举办10期活动，邀请来自社科和文博领域的专家共同探讨江南文化的重要价值，深度交流江南文化创新发展，从不同角度诠释了江南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使市民加深了对江南文化的认识。
“江南文化讲堂”已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重点项目，并于2022年、2023年相继出版发行研究系列丛书《何以江南》（第一辑和第二辑）。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丛书的内容，本文根据不同主题串烧了书中部分专家的发言。
“江南运河贯千里，清波一脉通古今。”凿于先秦的江南运河，以其沟通南北漕运的强大作用，孕育了沿岸各个城市的文化，成就了江南千年繁盛。中国到了明代以后商品经济很发达，而这个发达主要是以大运河作为载体，大运河是中国南北的经济走廊，同时也是中国南北的文化走廊。大运河沟通了南北，从杭州到北京，船运最快都要跑两个星期，也就构成了慢文化。上海市社联主席王战将这样一种慢文化界定为中国的一次文艺复兴：“它带来的文化，甚至促成了文言文转向白话文。因为一路上你得聊天，聊天的时候不能‘之乎者也’这样文绉绉的，而必须侃故事，四大名著就是老百姓这样侃出来的。此外，慢文化还造就了中国的餐饮文化的‘四大名菜’与‘八大菜系’。”
水稻文明有农闲和农忙，它孕育了中国江南的手工业，各式各样的手工业在江南是非常发达的。水乡江南擅长草编和刺绣等，山区江南的手工业则更加多元化，比如有砖雕、竹雕、木雕和石雕等。上海博物馆工艺研究部主任施远研究馆员，从“竹刻”带领大家欣赏了江南工艺之美。江南艺术的高度发展和发达，加上江南工匠的巧，使江南成为竹文化的归属之地，竹刻之美全面反映了江南工艺的地域特色、审美特征和人文特点。手工制品通过大运河运往北京做贡品，这当中又孕育了大宗商品。王战主席说，如果从这个角度去了解大运河和江南经济，大运河是伟大的。
大运河给江南带来的经济和文化的繁荣，运河就是江南的路，在这条路上，船只南来北往，市镇错落其间，明清以来，评弹艺人背包囊、走码头，将苏州评弹送达江南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构成了一幅水乡繁华图。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胡晓明说水乡是华夏文明五千年修行的善果，水乡因为水网、水路，是戏曲之路、故事之乡与人性自由之乡，如果没有水路，弹词和昆曲根本没有办法发展起来。评弹艺术在江南百年来的扎根和浸润，影响了江南人的性格、社会风尚和价值理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唐力行和上海评弹团团长高博文为我们共同演绎了苏州评弹的前世今生。现代作家郁达夫是江南的才子，他也永远忘不了水乡，水乡带给人的不仅是一种生活的环境，而且是一种心灵的精神上的超脱，是一种意境。讲堂特邀上海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文汇报》创意策划总监张立行讲述了现当代美术视觉图像中的“江南水乡”。
江南水乡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宜居概念，不仅是一个宜居概念，更是古典中国的文化符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认为，在中国古代社会，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一个现代方向转化的过程中，江南文化起了一种独特的作用，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诞生了像祝允明、唐寅、文徵明、徐渭这样的艺术家。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主任、研究馆员凌利中认为诗性的江南（尤其是太湖流域）是中国文人大写意花鸟画得以孕育、生长与别开生面的主要地区。在江南文人画家笔下雅集活动也多有表现，营造出独特价值原则与独立图式系统以及自成格局的人文气象。
园林的兴盛为文人雅集提供了场所，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副教授胡建君认为，无论纵情山水之间，还是畅怀居室一隅，近代江南文人雅集既是旧时文人为缓解科举压力而进行宴饮酬唱的风习，也是一种轻松的音韵学训练，更是感时抒怀、同气相求的交流范式。元明以来，江南文化昌盛，出现了许多儒学大师，例如王阳明、刘宗周和顾炎武，他们的学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尚空谈，十分务实。上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孙丹妍指出，中国历代文人最看重的学问不是诗词歌赋或琴棋书画，而是经世致用之学。
在江南文人雅集的过程中，自然离开不了江南的方言，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陶寰，从江南吴越之地的核心区属谈到吴语吴歌和明清山歌，结合上海地名的流变和人口来源，讲述上海方言的来历与变革。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滑稽戏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钱程表示，上海这座城市是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东西方文化在这个国际大城市中交融，显示最生动、最鲜活的人间烟火，只有让各地的方言口口相传，记住乡音、乡愁，才能延续所在城市的文化积淀，找到认可这个文化内涵的生活方式，保持人们对所在城市的文化认同。
诞生于古冈身以西、杭州湾北岸的神话传说点亮了江南古镇渐趋辉煌的历史，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俗与非遗研究室主任毕旭玲博士提出。虽然这些辉煌的城镇都沉没或者湮灭了，但相关技术、思想和文化却传承了下来。
文化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吗？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田兆元提出，文化是看得见的，以文字呈现的文化看得见，以声音表达的文化听得见，以物质承载的文化更是可感可知。江南文化何以呈现？它有多样性的呈现方式，上海的古镇空间是江南文化的存续地，古镇的叙事传承一方面是语言的传承，同时还有仪式的传承，古镇的文化是活生生的看得见的江南传统。今天的上海古镇有一百多个，其中有13个历史文化名镇，擦亮古镇品牌，一定会展现上海的江南文化实力。
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仲富兰谈及江南古镇建设时指出，古镇是活着的生命体，不是博物馆，更不是沙盘，古镇是居民的世代住所和家园，它拥有自己的邻里乡亲、生命记忆、社区网络和历史传承。上海古镇建设的方向，是要把自然生态系统、城市经济系统和民俗文化系统发展得更好。
关于民俗文化系统，仲富兰教授认为，乡村美学具备三大价值，即：自然美、物态美和人文美。乡村区别于城市的“喧嚣”与“快节奏”，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上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张经纬分享了包含丰富历史价值和涵义的年画，从人们耳熟能详的秦叔宝、尉迟恭民俗门神年画、豫园把戏图到老上海“上海四马路洋场胜景图”等作品，年画留下了上海的记忆，帮助我们找回封印在时空中的民俗和历史。
大运河不仅造就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而且也使得扬州成为唐代对外贸易重要的枢纽，北方商品得以自扬州出发，输出海外，而江南物产也能经由扬州到达洛阳，再通过商队行销丝路沿线城市。来自上海博物馆陶瓷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馆员陈洁为大家讲述了从珍藏于世界各地的中国陶瓷、封存在海底的古代沉船，以及世界不同地区港口、遗址出土的残瓷碎陶，如同散落的历史拼图，都可以为我们拼合往昔江南对外贸易的盛景。
从青龙港和青龙镇的考古发现，以上海为出发点的江南贸易也是源远流长、历史悠久，郑和多次下西洋的港口就是浏河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戴鞍钢回眸了“江南的对外贸易”，谈到传统中国对世界有吸引力的主要有三样：丝绸、茶叶、瓷器，这三样东西在远洋时代是黄金搭档。丝绸很轻，价值很高，茶叶也很轻，如果远洋船仅仅只搭载这两样东西就容易被大海风浪倾覆，所以一定要有压舱的货物瓷器。瓷器、茶叶和丝绸，恰恰是江南盛产的。
江南水系的发达，水质和土壤对桑蚕业非常有帮助，在大规模种植桑树之后，江南地区特别是太湖流域，所产丝质好，所以江南丝绸在海内外闻名遐迩，因此，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詹丹和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于颖共话“江南的织造”。说到江南织造，不得不谈江宁织造世家出身的曹雪芹和《红楼梦》，而绫罗绸缎的故事也就此展开，很少人知道绫罗绸缎的区别，事实上在古代织造是一个复杂、专业，甚至属于高科技领域的生产工作，“千头万绪”“一丝不苟”“错综复杂”等大家耳熟能详的词语都来自织造，可见织造工艺过程中的困难与复杂。
鸦片战争、工业革命以后，列强从海上来，内河逐渐让位于海洋，上海成为大码头，进而上海海运成为“四水”中最重要的。上海市社联主席王战提出，长江、大运河，以太湖为中心的江南运河水网以及以上海为中心的海运构成了“四水”。上海和江南的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从贸易角度来说，整个城乡市场、交通、贸易、金融的背后都有和世界市场的联系，具体来说是和进出口贸易直接相关。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进博会上的讲话“近代以来，上海就有‘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的美誉，引领中国开放风气之先”。习近平总书记的精辟讲话和中国进口博览会落户上海，是从历史到现实，对上海及江南的对外贸易在中国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的最好体现。
锦绣江南的土壤里是如何诞生出红色文化？上海作为党的诞生地，是什么样特有的文化土壤孕育了党的诞生，并从这里走向了全中国？
“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绽放稻谷香，岸柳成行……祖国大好山河寸土不让，岂容日寇逞凶狂。”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社科院熊月之研究员从一首《沙家浜·序曲》中切入，阐述了江南地区红色文化的三个鲜明特性，即先锋性、全局性与互通性。他指出，江南地区是中国经济发达、文化昌盛、人文荟萃的地区，也是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的先行地区。近代以来，洋务思潮、维新思潮、革命思潮，都率先在这里滋生或传播，影响全国，红色文化便是在此基础上酝酿、发展起来的。新文化运动在这里发祥，马克思主义在这里传播，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创建，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民协会在浙江萧山衙前村，1922年创立的上海大学是党领导的第一所培养青年干部的大学，1925年党领导的影响全国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这些都是江南地区红色文化先锋性的表现。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瞿骏教授指出，“五四运动”后，红色文化在上海、北京等都市蓬勃兴起，其中受影响最深且最广泛的区域在江南。上海之“塔”与中国“江南”的联动，让我们有可能从“输出－传播－落地－生根”的全程性视野来重新审视“五四运动”时期红色文化的形成和拓展。江南作为上海报刊中红色文化的接收端，源于江南有强大的商业性贸易网络，有以铁路和水路为主要渠道的便利交通条件，还有从清末开始地方读书人读报、阅刊的习惯养成。更重要的是上海之“塔”输出的不仅是红色文化的内容，也输出了在江南地方社会传播红色文化的人。学校、社团、报刊三位一体，合力推进带来的是红色文化在广袤江南大地上的“落地”，进而深深“扎根”，江南影响并改写了发源于都市的红色文化，就此江南的革命乃至中国革命烙上了深刻的“中国印记”。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原馆长倪兴祥研究馆员指出我们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时候，绝对不能忘记在党的创建历史上，老渔阳里、树德里和辅德里三栋普普通通的上海石库门房子在建党历史上所作的重要贡献，石库门孕育了中国共产党，见证了建党伟业，它是我们党的初心之一，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我们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才能在庆祝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满怀信心地迎接更加辉煌的下个一百周年。
两晋以后多次的衣冠南渡，众多的移民人口，频繁的文化交流，宋代以后广泛的海外联系，发达的商品经济，使得江南文化呈现鲜明的开放、包容特点。明末清初西学东渐，江南士人走在全国前列。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社科院熊月之研究员指出，近代上海直接延续、继承了江南文化的开放、包容特点，而又有所升华。近代上海最早兴办现代实业的以江南人为主，上海最早模仿办现代市政建设，同样以江南人为主。近代上海在介绍新思想、新文化、新学说，引领新风气方面，相当显著。近代江南，以上海为开放基地，在被动开放中有主动抉择，坚决抵抗列强侵略，不失文化自信，高度包容，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近代上海城市文化。
上海是一个非常具有人文关怀的城市，建筑可阅读，街区可漫步，人们来到上海，最开始是为了生存，伴随城市发展的奇迹，个人价值得到了实现。正是生活在上海的居民向世界传递了一种价值观：“我们来到这个城市，不是生存，而是为了更美好地生活”。上海交通大学徐剑教授指出，“咖啡在上海已经成为品质生活最重要的代表，喝咖啡不仅仅是喝咖啡，而是去感知这个城市生活的品质。”上海市人大代表、专业作家陈丹燕发现对于年轻人来讲，他们爱这个上海，上海充满了力量和魔幻感，整个城市充满向上的力量。她说到“上海其实一直有这样一种精神，你比我好，我向你学习，我向你学习的目的是我要像你一样好，然后有一天我要比你还要好。”
海派旗袍是上海“海纳百川”精神的体现，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教授刘瑜认为海派旗袍是多元、多地域文化不断交流、融合的产物，是中国传统文化不断传承和创新的例证。从海派旗袍，我们可以看到江南文化互相依存又互相独立，互相借鉴又互相对照，最终相互成全、成就，于是有了最美的江南。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于颖博士认为摩登社会赋予了旗袍独特的精神，旗袍反映了女性对新社会、新思想、新平等意识的追求，旗袍中摩登的内涵就是开放、独立、自尊和平等。
上海作为典型的移民城市，人口的高度异质性带来了文化来源的多元性和文化发展的宽容性。上海博物馆教育部副主任冯羽从博物馆收藏和展陈设计两个维度，带领大家回眸上海地区不同类型博物馆的变迁、起伏沧桑和典藏轮回，折射出上海作为世界大都市的开放心态。
上海博物馆未来将携手各界，继续推出江南文化研究的系列创新内容，向海外博物馆推介“江南文化艺术展”，在上博东馆策划举办“江南造物展”（暂定名）等，高水平推进江南文化研究学术成果应用转化和社会普及，为服务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和上海城市文化建设做出独特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