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符号是中华文明绵延赓续的生动见证，反应了世代中国人对生活、世界的理解、热爱以及创造性表达，形成了独具东方特质的审美风格。近年来，以《国家宝藏》《中国诗词大会》《典籍里的中国》等为代表的新型文化类电视节目，选取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器物、行为等符号，予以故事化、形象化、时代化、通俗化呈现，让传统文化在古今对话、时空交错中鲜活、立体、亲切。这不仅强化了民族身份认同、维系了民族情感纽带，更使人们直观、切身地感受到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有效拓展了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维度。

　　总体看，文化类节目赋能国家形象塑造，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所独具的表现力与亲和力。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因其脉络深远、积淀深厚，其类型之丰富，元素之多元，可进行符号化处理的资源近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文化类节目中承载的大量传统文化符号，无论是《国家宝藏》中的金瓯永固杯、人头形器口彩陶瓶、驿使图画像砖、长信宫灯、彩绘散乐浮雕、战国铜餐具等，亦或《中国诗词大会》里“当轩对尊酒，四面芙蓉开”“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等诗句描绘的生活意境，无不真实且生动地表现出中国人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及审美意趣，对国家形象建构的深度与广度起到积极的拓展作用。

　　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价值、器物、行为等要素，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作为一个整体展示到世人面前。《典籍里的中国》利用戏剧化多时空的叙事手法，通过古人与今人之间的对话，将物质形态与精神形态相互协调、相互呼应，构筑起穿越时空、横贯古今、层次丰富、体系完备的视听盛宴。以文化类节目中的传统文化符号去展示国家形象，赋予形象以基于特定时期生活图景的亲和力，产生“身虽不至，心向往之”的效果。借用传统文化符号传播国家形象，能够推动国家形象在“可见-可知-可感”的接受式传播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可体验-可参与-可创造”的互动式传播发展，提升国家形象整体的鲜活度、可识别度、可接受度。

　　具体看，文化类节目融合了场景复现、戏剧冲突、跨时空对话等多种叙事形态，弥合了经典文本与数字化内容之间的媒介鸿沟。从感召力、传播力、浸润力等三个维度，为激活传统文化符号、塑造国家形象打造新模式、提供新思路。

　　文化类节目以精神内涵为核心，增强了文化符号的感召力。《典籍里的中国》将具有传统文化精神内涵的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以增强传统文化的感召力，提升民众对鲜活又立体的中国形象的新认知。《典籍里的中国》通过塑造鲜活的个体故事，让孔子、老子、司马迁、屈原、李时珍、徐霞客等一个个历史人物不仅仅滞留于古籍之中，还活跃于现代人日常生活的荧幕之上，践行于今人的实践之中。在《论语》一集中，儒家经典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仁”学思想不再是从思想到思想、由精神到精神的抽象概念，而是以孔子及其弟子之间的故事为线索进行演绎，让流淌在典籍中的精神可感知。《徐霞客游记》一集中，那句“朝碧海而暮苍梧，万里遐征”，既表达出中华儿女寻根溯源的强烈精神追求，又体现了“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豁达胸襟。

　　文化类节目以创意设计为抓手，提升了文化符号的浸润力。传统文化符号能够引发强烈的价值认同与情感诉求，所以是培植创意设计的优渥土壤。通过文化类节目中的借用、化用、活用传统文化资源的创意设计，让文化中国获得强劲的品牌竞争力。雄壮威武的《风中少林》、唯美如画的《水月洛神》，从表达家国情怀到的《精忠报国》，到灵动欢快的《唐宫夜宴》，一次次掀起属于中式美学的审美意趣，点燃了人们心中的文化自信。尤其是《唐宫夜宴》中的“唐妞”元素，被提炼后进行二次设计，成为摆件、手机壳等文化创意产品，依托产业化力量推动传统文化符号再次浸润现代日常生活，完成了对传统文化从传播链到价值链的延伸。

　　文化类节目以数字媒介为依托，巩固了文化符号的传播力。深度融合新旧媒体传播势能，进一步发挥并整合网络视听领域的平台优势、渠道优势，营造矩阵化传播生态，推动传统文化符号在世界范围内精准、有效、多层级传播，建构中华传统文化灵活表达、生动演绎的展示平台。文化类节目为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对受众进行市场细分，搭建传播矩阵，前期在微博、小红书、微信等社交媒介上进行预告，中期截选精彩片段投放在快手、西瓜、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后期仍发布与之相关的热度话题，延续节目热度，达到了理想的收视率。

　　新型传统文化类节目之所以能够在激活传统文化符号感召力、浸润力、传播力上取得成功，究其本质，在于形成了一种在古与今、历史与现实之间富有张力却内在统一的表述话语。在这一话语背后，其根本力量是文化自信，即致力于以古喻今、以今释古、古今贯通。既不偏废二者中的一者，反而促成二者的共在、共融、共生。因此，唯有立足于文化自信，传统文化符号才能够被不断激活，通过再创造、再诠释、再解读，由此对塑造可信、可爱、可敬中国形象发挥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