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和使用的若干措施》。

　　“时间都去哪儿了”曾一度成为科研人员热议的话题，多位院士专家呼吁，坚决杜绝把宝贵科研时间浪费在迎来送往和应景性工作上。参加站台性、应景性工作是困扰科研工作者的突出问题之一。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如何持续减轻科研人员不必要的负担，让他们把时间“花在刀刃上”成为备受瞩目的话题。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和使用的若干措施》要求减轻青年科技人才非科研负担，“每周80%以上的工作时间用于科研学术活动”“将保障青年科技人才科研时间纳入单位考核”。

　　此前，2018年到2022年，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5部门连续推出3轮科研人员“减负专项行动”。减负行动1.0部署开展减表、解决报销繁、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问题等7项行动；减负行动2.0巩固前期工作，调整聚焦，推动减少基层填报工作量、加强科研人员保障激励等；减负行动3.0则将重点放在“青年”身上，开展挑大梁、增机会、减考核、保时间、强身心等5方面行动，提出“确保青年专职科研人员工作日用于科研的时间不少于4/5”。

　　2023年2月，科技部开展的《减轻青年科研人员负担有关落实情况调查问卷》阶段性结果显示，近六成受访科研人员感受到该行动在减轻青年科研人员非必要负担方面带来的效果。但调查中也发现，保卫年轻人科研时间仍任务艰巨。

　　科技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副研究员刘辉曾参与减负行动系列文件的研究起草和落实情况跟踪评估工作。他介绍，通过评估发现，3轮减负行动均受到科研人员的广泛欢迎。问卷调查显示，减负行动已经显著惠及了多数科研人员，近60%的受访科研人员认为科研负担总体上有所减轻，特别是表格多、报销繁等一些“燃眉之急”得到了有效解决。但青年科研人员面临的负担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超出了科技管理工作本身，具有复杂性，有的青年科研人员反映仍存在“科研时间碎片化”“做科研像被拿鞭子赶”等现象，一些不合理负担指向了深层次问题。

　　青年科研人员的时间都去哪儿了？近期，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进行一线调研，寻找科研时间保卫战的“靶点”。

　　作为一名刚起步的青年科学家，在南方某高校工作的计算机领域实验室负责人、博导刘方，过去两年平均每月发表一篇论文，鲜有时间去啃真正的科研“硬骨头”。

　　她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出于公平、平衡的考虑，自己所在的学院开发了一套非常复杂的分数折算体系，论文、项目等都会折合成分数，最终用分数来评判老师们每年的工作绩效，每年这一分数的排名与次年的博士招生名额分配挂钩。

　　“评价导向哪儿，时间就流向哪儿。”在北京工作的研究实习员王一说，他所在单位对科研人员每年的年均项目经费金额有明确要求，数字是否达标和工资挂钩，因此他每年有约60%的时间都在做重复性的科研产品生产项目，缺少时间搞创新性的研究。

　　时间问题指向了评价指标，到底是应该让考核为科研服务，还是科研为考核服务？两者怎么结合？

　　在北京某高校从事科技政策研究的李力看来，不少青年学者仿佛陷入了一个被考核套牢的“死循环”——越是忙于“应付”考核，越无法拿出大块的时间潜心研究，也就越难以解决“卡脖子”问题，只能忙忙碌碌一直在“规则”里打转。

　　刘辉坦言，调研时谈及潜心静气搞研究的梗阻，科研人员对考核评价方面的问题反映比较集中，包括有的科研单位评价考核过频过繁，青年科研人员为应对绩效考核不得不“赶工期、凑绩点”；有的高校在实行‘非升即走’制度时，把原来每年发两篇高水平文章的年度考核指标改成3年7篇的聘期考核目标，考核周期延长了，但工作量反而更大了。

　　刘方承认，过去两年，每年真正满意的论文只有两篇左右，尽管她自己“内心希望只发最好的成果”，但要想在考核中脱颖而出，不少人还是会选择“短平快”的课题。如何分配时间和精力，具体到每位青年科研人员，“都是非常复杂的权衡”。

　　评价指挥着时间的去向。在不少人看来，要解决时间的难题，还要从评价的药方上下手。

　　事实上，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已经从法律上明确了以科技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实行分类评价等要求。2023年3月，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田德录等专家发表的《关于推动科技评价改革落实的思考》(以下简称《思考》)研究显示，看重成果质量导向的思维模式已基本形成了社会共识。

　　与此同时，记者调研发现，不少科研人员虽对“破四唯”耳熟能详，但对“立新标”的实操尚存困惑。什么样的评价改革操作能把科研时间真正导向高水平科技创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了解到，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等单位正在逐步破除唯量化的考核评价方式。北京大学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发《自然》《科学》等权威期刊的论文固然好，但更看重的是研究内容的实际分量，如果是重大理论突破或解决关键技术难题，即便未发顶刊，也对职称评定有很大帮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单位人才帽子和项目经费水平不与评职称和薪酬挂钩，评价人才要看其研究的“系统性”和“原创性”。

　　在这些单位，往往可以看到科研人员的时间流向重大研究课题，他们能够数年磨一剑，在“长期沉寂”之后迎来“大爆发”。“新标”在这些地方得以落地，或有赖于评价改革方案中，科研规划、人事评价、财务薪酬等方面的政策同期“联动”；或有赖于一定规模“经费”的注入；或有赖于“长期”且“聚焦”的科研积累，单位在相关领域能够组织起自身具备评价能力的科学共同体进行评审，不再需要仅凭论文等现成的评价体系去对人进行评价。

　　反过来看，对于不少单位而言，这些改革条件的缺少，也正是时间难以流向重大创新性研究的“卡点”。这与《思考》研究的部分结论不谋而合。该研究指出，当前科研评价跨部门联合推进改革的工作机制尚不健全；部分单位存在发展阶段和能力水平限制，仍需通过数量体现工作量和工作水平。

　　瞄准这些“靶点”，该研究建议明确部门、地方、科研单位职责分工，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同、分级负责的协同机制和责任落实机制。同时建议强化多元评价主体责任担当意识，要提高科学共同体在学术评价中的话语权，充分发挥科学共同体在学科评价规范体系建立、学术标准制定、学术评价过程以及构建负责任评价环境中的实质性主体作用。

　　北京某研究所的青年骨干科研人员王帅担当过几个项目的负责人。他介绍，单位要求每位科研人员每年年均项目经费拿到数百万元，“我们部门拿的几乎全是竞争性经费”。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自己每年约有50%到60%的时间花在这些竞争性项目的合同对接、财务流程等事务上。

　　一些科研人员认为，竞争有其必要性，但过度竞争则引发人心浮躁，影响专注科研的时间和精力。

　　王帅的领导张军表示，尽管依托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开展工作，但财政拨款有限，每年大部分科研经费要靠竞争得来，“不是说拿到一个项目好好做就行”，而是要不停地拿项目，否则便会影响生存和发展。在参与一些项目的招标和竞争时，他感到过度竞争造成了无谓的“内卷”， “现在竞标太卷了！一个1000万元的项目标书我们写了200页，别人还说我们态度不认真”。张军认为，标书的页数和团队的水平未必成正比，但也需要付出大量精力去准备，耗费不少科研人员的时间。

　　还有一些青年科研人员提到，多头项目申报体系“太复杂”，“逢项目必报”的氛围令人焦虑，无法沉下来“从内心出发”去做真正想要攻克的科研难题。

　　刘方很幸运一回国就组建了自己的实验室，为了解除科研团队“每月十几万元”工资支出的“危机感”，她表示几乎“任何经费都要申请”——近3年申请了数十个项目，成功拿到11个。

　　刘方试图解释项目的申报逻辑，“比如，基金有国家级、省级、市级等层面的，各级别的基金又包括团队项目、青年项目、面上项目、重点项目、人才项目等类型……”“人才项目，从国家级、省级、市级各种层次又分为不同种，每种帽子的申请时间段、申请方式、侧重点均有不同”，但似乎很难解释清楚。

　　刘辉了解到，报项目找经费确实牵扯了青年科研人员的大量时间和精力。他表示，从调研评估中的各方面反映来看，这指向了科研资源分配的深层次问题——稳定资助不足和过度竞争并存。

　　这与《思考》的研究结论相似——当前项目、奖励等评价活动交叉重复、效率低下问题较明显；大部分科研人员的科研经费来源于竞争性项目课题，且支持周期较短，不利于团队的组建和形成固定团队长期发展。

　　刘方提出，适度的竞争才是“良性的”，她呼吁竞争应该有一个“度”。

　　王帅希望，这个“度”可以参考科研“温饱线”来设定，争取使科研人员不致因为经费奔波而严重影响专注科研的时间，“比如可以考虑有一半的经费来自稳定支持，一半的经费来自竞争渠道”。

　　刘辉了解，在减负行动3.0以及相关政策的助推下，一些地方已经加强了青年科研人员非竞争性项目支持。比如浙江省鼓励高校院所对新入岗的博士研究生、博士后提供不少于5年的非竞争性经费支持，省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用于支持青年科研人员的比例超过50%。西湖大学优化“以人为本”的资助模式，给予青年科研人员充足的启动经费和充分的经费自主权。浙江理工大学将基本科研业务费的70%用于设立青年科研专项，并在学科建设经费中设立学术活动专项，支持青年科技人员开展科研项目、学术交流等活动。

　　《思考》还建议，加强科研机构绩效评价的顶层设计，建立健全中长周期评价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资源分配制度，注重对青年科技人才的长期培养和团队积累。同时建议适当延长国家层面项目奖励的评价周期。该研究的问卷调查显示：对于国家级科技计划研发项目，受调查者认为合适的支持周期主要集中在“3-5年”和“5-10年”。

　　在一些科技工作者看来，科研需要根据领域的特点进行分层分类细化管理，“一刀切”容易滋生形式主义，影响科研人员把时间花在刀刃上。

　　张军认为，科研管理中存在一些为了“免责”而额外增加的形式主义细节。比如第三方审计、延伸审计中，除政策要求的必要内容外，还要求提供一些额外证明材料，就如要求供应商提供采购部件的价值证明，供应商配合时还好，有时供应商不配合就需要科研人员花时间去找更多的其他供应商提供报价作为参考。还有些国家的试验性项目，要求科研人员每天试验时都要进行拍照并标注时间、天气等信息，“证明这一天真正干活了”，以备验收时检查。诸如此类的工作，大大增加了科研人员的非科研工作量。

　　谈及一些管理细节对科研时间的消极影响，一位青年科研人员坦言，科研工作者怕的是“折腾”。他认为，诸如一个汇报模版改多遍等现象，本质上反映出的问题是管理目标不清晰、管理水平有限。他体会，以自然科学基金委对基础研究项目的管理为范例，科研管理应该符合不同类型科研工作的特点。

　　一位受访的某国家重点实验室负责人表示，科研管理需要“从一线需求出发”，对科研管理过程的改革也需要进行科学调研，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要不得。

　　刘辉在评估中看到，减负系列行动在破除科研管理中的繁文缛节，特别是在减表格、解决报销繁问题上基本实现了能减尽减，帮助科研人员抢回了不少科研时间。

　　在这方面，北京某科研单位骨干齐亮体会明显。他参与的某国家级项目在减负政策实施后有明显变化。他说，“立项之初，上会汇报(材料)和申报材料都得体现厚度”，近年来，“老项目赶上了新办法”，项目文本字数要求“直观”减少，国家统一发布的绩效模版从体量上极大地精简，在反映项目亮点成果的同时，大大缩减了科研人员准备材料的时间。

　　和齐亮隶属于同一专项的青年科研人员龚文韬也感到，目前，在一定程度上把科研人员“从跑审批、整理档案、工程议价、招投标等繁琐的事务中解脱了出来”，他觉得自己能够投入更多的时间专注于研发。

　　但齐亮体会，科研管理水平的提高还有待进一步探索。比如，他所在团队为了高效推进科研项目，将一些原有的科研人员根据自身特点细化分工，编入了办公室、总体组、质量控制组、应用论证组等，做科研辅助工作。但这些人在评职称时出现了“卡点”，显然，要想在管理上提效还需要与其他政策联动。

　　在不少人看来，人才评价、资源分配和科研管理等三方面改革很大程度上牵住了青年科研人员时间的“牛鼻子”。

　　最新公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和使用的若干措施》提出，持续推进青年科技人才减负行动。科技项目管理坚持结果导向、简化流程，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健全完善科研助理制度，切实落实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相关规定，避免在表格填报、科研经费报销等方面层层加码，不断提升信息化服务水平，提高办事效率。减少青年科技人才个人科研业务之外的事务性工作，杜绝不必要的应酬活动，保证科研岗位青年科技人才参与非学术事务性活动每周不超过1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