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以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为代表的大城市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就城市而言，我国一些城市的科技创新发展到底怎么样？有什么特征？在新的历史进程中，一座城市该如何更好激发科研工作者的创新性？近日，新京智库就相关问题采访了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关成华教授。

　　关成华院长表示，北京作为科创中心，在整个国家创新建设过程中是一个标杆。在科技创新领域，如果把北京放到全球对比，一些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水平，甚至有些领域在全球发挥了引领作用。

　　以下为访谈实录：

　　关成华从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教过书，从过政，曾任北京市昌平区区长、区委书记。2010年8月，关成华辞去所有官职，选择回归教研工作，因为他说自己“从未放弃当初的想法（从事教学研究工作）”。

　　新京智库：2023年全国科技周即将开幕，你认为北京现在的科技创新在全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关成华：北京作为科创中心，在整个国家的创新建设过程中是一个标杆和引领。看北京的水平，大概就看到了中国已经达到什么高度。在科技创新上，如果把北京放到全球对比，一些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水平，甚至一些领域在全球发挥了引领作用。比如科技人才数量、论文发表数量、专利数等，在这些领域，不管是总量还是人均的水平都不差。与纽约、伦敦、东京等创新型城市比较也可以说是不相上下了。

　　北京的科技创新还有一个特点，即不管是科研机构，还是企业社会各方的成果转化都取得了比较大的进步，转化成了生产力，转变成一个个经济发展的成果，也是能看得到的。

　　从北京的经济结构来看，第三产业已经占到了八成多，但不管是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科技含量越来越高。比如中关村已经举世闻名了，已经布局的昌平、怀柔两个科学城也都发展势头不错。就是说，科技成果创新有一些突破，转化成新经济（如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也有比较可喜的进步。

　　新京智库：你们每年都会发布《中国城市科技创新发展报告》，通过对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科技创新发展水平进行监测研究发现，对于不同城市规模等级的城市，城市人口规模与经济产出、创新绩效之间都存在正向相关关系，而且城市规模越大，对科技创新发展的正向影响越大。拎出一个城市来说，比如南京，南京的好大学非常多，但是在很多相关材料里并没有突出南京的科技产业发展有多强。这是否与《报告》的结论不符？

　　关成华：南京作为一个六朝古都，其短板在于好企业不够。市场的发育，在于科技创新催生头部企业诞生，反过来头部企业采用大量创新成果，逐渐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状态。在南京，还没有看到这个循环的形成。

　　南京处于长三角城市群，邻近城市经济实力基本不弱，甚至更强，这就导致大家都对科技创新资源空前关注，就看哪个城市采取更积极有力的政策。像苏州、无锡，以及常州等都加大了科技创新政策的力度。在这个竞争过程中，我觉得南京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政策。

　　但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南京的科技成果外溢比较多。我们团队年初发布的《报告》数据显示，在2022年的辐射引领指数方面，南京位居第三名，前两名是北京、上海。辐射引领指标体现一座城市的科技创新对国家创新驱动发展和区域协同创新发展的贡献程度。

　　新京智库：去年我们采访了香港四所大学的校长，有一个感受是香港更追求科技转化，相对忽视基础研究。

　　关成华：我部分同意你的看法。香港在几个世界前100的大学榜单里都有四所大学进入，在大学排名的指标里，不仅包含科研成果转化这一项指标，还有人才培养、基础研究论文数、国际化水平等数项指标。

　　当然，香港的大学科研成果转化做得比较好，也是他们进入世界大学百强的重要原因。香港高校的科研成果转化做得好，也是因为香港是一个商业社会，追求商业化最大化。

　　相比北京、上海等内地城市，香港只有七八百万的人口，前者拥有的人口基数和资源，是香港没办法比拟的。但香港有很多科研成果拿到深圳转化，还有很大一部分在国外转化。深圳本身的科研力量并不强，虽然说现在也在增强，但它主要是靠香港和北京的科研成果拿到深圳转化。

　　香港的科研成果转化表现或导向比较明显，并不能因此说香港的原始创新能力就比较弱，我反倒觉得实际上还是很强。我接触香港教育界的一些人，发现他们还是能够做到凭兴趣和热情去做科研，有一批高校科研人员在做纯粹的科学研究，不考虑转化这件事，并且能生存得很好。

　　无论是做学术，还是做研究，实际上纯粹很重要。现实中，有很多科研人员做学术也好，做科研也好，目的不太纯粹，这影响和制约了我们的科研水平提高。

　　新京智库：近年来有一个现象，有一些顶尖学者离开北方城市，到珠三角或长三角的城市。你如何看这个现象？

　　关成华：人才流动本身是件好事，对科学研究本身有好处。一个人总生活在一个城市，只接触一种文化、一种氛围，其实也是一种限制。

　　在一些发达国家，人员流动是正常现象，比如美国人，一生要搬七次家。中国由于户籍制度等长期形成的观念，其实把人束缚在了一个地方。人才流动，有外流，也会有回流，但流动总比不流动好。相对而言，南方还是更有吸引力，但是北方城市，尤其是北京也有其独有优势。

　　现在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经历新冠疫情后，人们发现远程会议可以解决一些交流问题，因此开始不再依赖面对面的交流。这就提醒我们，能力越强的科研工作者可能对一座城市的依赖度在降低。

　　而影响一个科研工作者是否呆在一座城市的因素有很多，比如空气质量问题、城市建设、文化环境、所在单位的科研氛围等等。

　　新京智库：有观点认为，城市人员流动比较大的城市往往包容性更强，也更有活力。你对此如何看？

　　关成华：创新是一种多元文化的产物，不同文化背景，甚至不同信仰的人在一起碰撞交流，才有可能产生更多创新的点子。

　　与多元文化同样重要的是包容性，特别是宽容失败的文化。这不仅仅是说从文化上要有宽容的氛围，而是说一旦有人创业、创新失败了，他们还能在这座城市有出路。

　　从区域分布来看，多元和包容这种社会生态由南向北，存在越往北越差的现象。我们国家三个创新高地，京津冀、长三角以及粤港澳大湾区，我更看好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广东部分），因为当地的工商文明，创新生态比较稳。

　　新京智库：一座城市该如何更好地激发人们的创造性、创新性？

　　关成华：创新是小众行为，它需要对科研人员、科学家个体的尊重，需要有一个自由和宽松的氛围，这种氛围可以让他们按照自己的个性去发挥，发展。

　　作为一座城市，用什么思维在建设一座城市，一个产业，又是如何对待科研人员，它会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体现。比如红绿灯、过街天桥、人行道等。

　　在港澳、长三角城市，尤其是香港，虽然都是黄皮肤面孔，但他们脑袋里装的东西跟内地并不一样了。我经常在香港（也包括深圳）走街串巷，发现他们的基础设施很灵活，很完善，比如从酒店出来，一家老小拖着行李，进入地铁站，能很方便地办理托运，整个流程基本是无障碍通道。

　　一座城市的每一栋建筑，每一个城市建设的细节，其实都反映了其管理、治理能力，以及一个社会整体的发达程度。

　　新京智库：你认为我们该如何提高内地城市的创新生态能力？

　　关成华：首先是对人才有足够的尊重和理解，最重要的是要给他们更少的束缚，不是更好的待遇就够了，而是要让他们天马行空，要让他们自由地去开展研究，努力给他们营造一个比较宽松的，让他们感到比较舒服的环境。我认为需要鼓励科学家，鼓励科研人才是出于爱好，出于热爱把科研当成人生的归宿。

　　社会各界对于科研不能太着急，不能给科研人员压力，并对他们少一点限制，无论是在经费的使用，还是出差，尤其是出国，包括人才的流动还要更宽松。

　　2010年2月，我辞任昌平区委书记后，曾在波士顿做访问学者五年，包括后来经常去香港。我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他们的科研人员、科学家的状态很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给他们限制、束缚很少，从而使得他们在一个很好的状态上能够把科研进程中遇到的问题妥善处理掉。

　　其次，真正要做好创新的话，社会层面上还需要更多更好的科研机构。科技实际上分软科技和硬科技，我们的硬科技做得很强了，软科技却发展不够。比如决策咨询，给科研项目做辅导，因为一个科研项目筹集资金，不仅是考虑从政府拿财政拨款，还需要激活社会资本，让他们也对你的科研项目感兴趣并愿意投资。

　　总的来说，要做好硬科技和软科技，都需要以人为中心，这里的“人”既指科学家群体，也包括相关的科技人才。

　　同时，要关注社会层面的，把市场、民间、社会的力量激发出来，就是要把为科研成果转化的科技服务水平提升上去。张维迎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创新不可预测。也就是创新不是计划出来的。但是，我们有一些人还是在做计划式创新，实际上应该想办法怎么激活创新精神、氛围。

　　科技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在这个系统里面，各个部门都要发挥作用。推动科技创新的机制才能运作顺畅。

　　新京智库：你刚才说的软科技问题，我也深有感触，我们做报道需要找科技政策方面的专家采访，但这类专家很少，如果去找专门搞科技研究的专家，请他们从公共政策角度来介绍，他们不是很懂，也不敢说。

　　关成华：对，那些真正的科研人才，你要让他们具体说他需要什么支持，他可能也说不清。这是需要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北京现在也有一些人在做相关工作，但更多的可能还是作政策解读，比如研究领导人讲话，研究新政策文件，这些工作也需要做，但独立自主的研究不够。

　　新京智库：北京、南京、香港等城市的基础研究已经比较强，而像佛山、东莞、南通、苏州这些城市的经济虽然已经很强，但是本土科研能力还相对比较弱。这些城市，下一步该如何通过提高创新能力，改善创新生态来推动经济发展？

　　关成华：其实佛山、东莞、苏州，尤其佛山、东莞这几年也做了很大努力，在吸引一些研发机构、高水平大学落户，他们意识到了科技创新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也在往前推进改善本土创新生态。比如，佛山建了一个氢能研究的佛山仙湖实验室，全国多所大学的院士参与了这个实验室的建立。

　　对于这些城市的一些产业布局，如果正好是国家想要发展的，中央政府也可以主动布局。毕竟，这些城市已经建设了一些重大科研装置，已经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如果能有国家参与，我想这些城市在一些新的产业布局上就能避免昙花一现。

　　佛山、东莞和苏州、南通尽管不是一类的发展模式，但这些地方能够走到今天都是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结合的结果。但从创新效果来说，已经到了不一定紧盯国内市场的阶段，而需要从整个产业链的布局上着手，谋划如何与全球产业链打通。

　　比如，走出去直接与国际上的一些科研机构进行资源接轨，也可以在海外进行一些并购。并购并不仅仅是为了产品或品牌本身，而是他们的科研成果和科技人才，尤其是发达国家这方面还有很多值得国内学习的地方。这就是说，各地不是非得去建本土大学才能改变创新生态。

　　新京智库：是的，条件也并不允许各地建新大学。教育部2021年下发的文件明确提出，“十四五”期间从严控制高校异地办校，不鼓励不支持高校跨省开展异地办学。

　　关成华：但可以建设研发机构，不管是省政府还是国家布点，这些城市要保护好当地的创新氛围、发展势头，可以努力建一些机构，吸引人才过去，尤其是可以实行弹性的人才引进，比如在一线城市建科研飞地，科研中心或院所，反正目的是要充分吸引人才搞科学研究，实现科研成果转化。

　　通过这样一种布局可以帮助科研人员改变他们对于成果转化的态度：过去可能只是在研究时有成果了拿去转化，现在你给他们创造了条件，他们会主动去布局企业，从研发初始就做好产业规划。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支持科研不能与国际脱轨。这有助于让我们清醒认识到，我们的创新研究处在一个什么水平；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利用国际社会的科研资源和条件，有些领域如果光靠本国突破，那我们的科研工作就会推迟很多年才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