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7日，由中国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图文典籍与金石拓片专业委员会指导、天一阁博物院与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主办的“明州语石：两宋宁波石刻文化研讨会”线上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近30位专家学者聚焦石刻、两宋，对宁波地区的石刻文化进行了深入探讨。会上，新发现多多，一起来看下吧。

　　新发现①：宋代刻碑第一家族

　　原天一阁博物院副馆长章国庆长期关注宁波碑碣墓志，他通过对宁波现存两宋碑志的统计梳理，发现四明陈氏刻工有姓名可稽者达25人，刻碑数量达90种，“这些刻碑技艺精湛、制作精良，受到官府望族及普通民众的高度认可，可以说四明陈氏是目前所见宋代刻碑第一家族。”

　　而在四明陈氏的作品中，就有南宋书坛领军人物张孝祥、张即之所书的《宏智禅师塔铭》《重建逸老堂记》等著名碑刻。慈溪市陈之佛艺术馆副馆长胡迪军和浙江省博物馆助理馆员潘捷均聚焦于“二张”，共同探讨了张氏家族的书学书风，及其对宁波地域与全国书坛的重要影响。他们认为，四明陈氏在书坛式微之时带来一股新风，墨迹也东传至日本，受到域外禅僧的推崇。

　　新发现②：“海丝之路”的重要见证

　　天一阁博物院藏民国拓宋宣和御笔敕付楼异石刻拓片。

　　宁波丰惠庙原藏有四种“宋徽宗御笔碑”，少为学界所关注。浙江海洋大学副教授楼正豪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经细致判读后发现，这四块碑均与楼异主政明州时所处理的高丽外交事务有关，是见证北宋“海上丝绸之路”的宝贵文物。同时他推测仅存于宁波的《省降御笔碑》可能是由尚书内省女官代笔而非徽宗御书，反映了北宋的行政文书制度。

　　以罗汉画为代表的南宋宁波佛画亦是这一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浙江农林大学讲师李霏认为，宁波延庆寺的《十六罗汉画像碑》刊立于两宋之际，相较于现存常见的罗汉画，是一幅极为稀见的立姿十六罗汉群像，“它不仅反映了北宋蜀地罗汉图像的多次跨域传播，也为研究其与南宋罗汉画尤其是宁波佛画、日本罗汉画的关系提供了新材料。”

　　新发现③：蕴含传统伦理的宁波故事

　　建炎初高宗南渡时，宋军曾在明州与金人激烈对战，传说战况危急之时，有一位号石将军的神人举旗助阵，宋军得以大败金军。百姓为纪念此事，便为石将军修建了祠庙。中国美术学院硕士生施磊宸就从明代屡次重修石将军庙的相关碑刻入手，揭示了石将军的原型是北宋开国大将军石守信，“石将军最初被视为战争之神、国家民族之神，数百年后变为护佑百姓的地方神灵，这种信仰背后蕴含的是中国传统社会对‘忠义’观念的推崇和褒恤。”

　　同样蕴含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还有朱熹书《谢氏家训》碑。嘉兴南湖学院人文与艺术学院讲师田振宇经考证后提出，此篇家训为北宋思想家谢良佐为其子所作。而朱熹作为南宋著名理学家，选择了这篇阐述理学思想的经典而书写刻石。至明成化间，时任宁波府推官的朱钦，将朱熹所书重刻于宁波府学中，以教育广大学子。因此这块石碑能够充分反映宋明理学的兴盛与发展。

　　新发现④：重要碑志文献的新解读

　　宋碑《众乐亭诗刻》一直是天一阁明州碑林的明星文物，因其上有王安石、司马光等名人的题诗而为人津津乐道。河南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王艳明考察了众乐亭修建者钱公辅爱民忧民的为政理念，及其与王安石、司马光等人的往来。她还通过方志记载的分析考证，首次提出周锷诗作被光绪《鄞县志》误录入众乐亭诗刻中，当时仅为孩童的周锷不可能为钱公辅所邀和诗。

　　东钱湖畔有隐学寺，建寺历史悠久，此寺仍藏宋代《隐学山复放生池碑》。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生李子怡对此碑进行了深入研究，她发现，此碑是目前所见唯一原石尚存、著录有续且刻文尚晰的宋代放生池碑，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她还借此考察了两宋时期士人阶层普遍流行的放生观念。这种思想延续至今，更与慈悲护生、善待自然等观念相结合，成为社会广泛参与的活动。

　　据悉，“明州语石：两宋宁波石刻文化研讨会”是本年度天一阁金石书画工作坊的重要内容之一，旨在充分挖掘馆藏品的文化意义，让碑帖资源更好地活起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近年来，天一阁不断尝试从多角度解读、传播石刻文化，目前正在积极构建宁波石刻数据库，探索研究新模式。本次工作坊能将博物馆、高校与观众打通融合，使小众冷门走向社会大众，是一次非常有益的尝试。”天一阁博物院院长庄立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