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2日，中央召开了一次对金融行业至关重要的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举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化对国际国内金融形势的认识，正确把握金融本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精准有效处置重点领域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坚决打好防范化解包括金融风险在内的重大风险攻坚战，推动中国金融业健康发展。

　　虽然此前时任央行研究所所长、现任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曾在2017年提出过“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这一概念出现在中央政治局级别的会议上还是头一次。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如此高规格的会议上被提出来，向金融业释放出了什么信号？

　　淡化“去杠杆”

　　回顾过去两年，2017年4月2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进行第四十次集体学习，将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提升到了“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2018年4月2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提出金融去杠杆进入新阶段，在顶层设计层面首次提出了“结构性去杠杆”；2018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更好结合起来，坚定做好去杠杆工作，把握好力度和节奏。

　　从历次会议可看出，“去杠杆”的角色经历了一次次“蜕变”，到目前或已完成其阶段性任务。2月25日，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星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结构性去杠杆达到预期目标。近两年，银行业累计处置不良贷款3.48万亿元，为新增信贷投放及时腾出空间，有效支持了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建立债委会1.9万家，其中，帮扶企业4854家；签订债转股协议金额超过2万亿元，落地金额6200多亿元。

　　受约束后的影子银行规模也已显著下降。

　　国际评级机构惠誉估计，中国影子银行资产已自2017年占名义GDP 约70%的峰值收缩至2018年的60%以下，预期今年将进一步下降至GDP的50％左右。随着影子银行活动的缩减，银行体系外杠杆的提升速度也显著放缓，银行与非银金融机构 之间的传染风险亦在下降。

　　另一方面，2018年下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经济形势，“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成为了经济工作的重点。面对新问题新挑战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提高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愈加凸显。

　　德国商业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周浩向澎湃新闻分析指出，此次提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算是标志着去杠杆已经过去一个阶段。资管新规的出台也就意味着将金融去杠杆正式化、常态化，在稳增长的前提下，再强调去杠杆，也会给市场释放出混乱的信号。当前总体杠杆率也不会怎么下降，还是需要把更多功夫下在优化结构上。

　　结构失衡待破解

　　从结构来看，金融业到底算多还算少？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为7.68%，较2015年的峰值8.44%有所下降，但也仍处于历史高位。横向比较来看，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美国2017年的这一数据为7.5%，离中国较近的日本，近十年这一数据都徘徊在4%-6%（据日本内阁府数据）。

　　中国金融四十人（CF40）高级研究员张斌表示，金融供求失衡局面长期持续，具体表现为，中国金融业增加值与GDP占比超出发达国家水平，企业抱怨融资难和融资贵，这些现象都与金融服务的供求不匹配有关。供求匹配的金融服务大路走不通，于是实体部门和金融中介通过绕道的方式满足新的需求变化。

　　在当前形势下，要保持经济增长，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变，需要从金融业的转型入手，改变金融资源配置的机制，这不仅是资源配置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也是金融行业自身发展的需求，更是减轻社会负担、增加收入的必要之举。

　　孙国峰在今年1月刊发在中国金融杂志上的《货币政策回顾与展望》一文中亦强调指出，中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根本之策。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结构调节不好，容易导致有限的金融资源都沉淀在无效率的领域，总量上也调控不好。因此，需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结构优化作用，创新货币政策工具，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落实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各项政策措施。

　　当前金融领域供求关系出现怎样的失衡？

　　张斌指出，具体来看，满足居民部门金融资产配置需要的并非高于银行存款更高风险和收益配比以及具有养老保险功能的金融产品，而是利率稍高、刚性兑付的短期理财产品；满足企业高风险活动融资需求权益融资有限，大量融资还要来自传统银行贷款和影子银行业务；满足政府主导基建项目融资需求的低成本、长期债务融资和权益融资工具有限，大量融资还要来自传统银行贷款和影子银行业务。

　　标普全球评级认为，中国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规模可能高达40万亿元人民币（约合6.0万亿美元）或更多。要遏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激增，首先要清楚地方政府的存量隐性债务规模以及地方政府的偿还能力，这座债务“冰山”的背后蕴藏着巨大的信用风险。

　　可见，去杠杆虽然取得阶段性成绩，但若结构无法得到优化，金融风险将再度积聚。

　　破解金融供求失衡的局面，张斌认为应有针对性地金融补短板，建立明确、专业的问责机制，这将涉及到金融产品、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方面的调整。短期而言，他的建议是，推动以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为代表的，能带来现金流的长周期、标准化基础金融资产，为居民部门提供中长期金融投资工具；推动税收优惠的个人养老金账户发展；提高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提高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在政府总债务中的占比，拓宽和规范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