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进一步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务院扶贫办近日联合发布通知称，从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重点群体创业就业可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上海财经大学主办的“光明创想家杯”第三届社会创业家颁奖大会上，蜂拥而至的各路投资人令会场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在投资增速放缓的情况下，是什么吸引一众投资人来参与创业公司的路演？

　　“这是一种影响力投资。”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金融扶持平台专项办公室副主任赵志平告诉记者，活跃在社会创业领域的创业者如今正受到越来越多有志于长期、价值投资人的关注。上财中国社会创业研究中心搭建的社会创业家平台，恰好集中了这样一批有可能成为未来“小巨人”的公司。

　　社会组织是否有潜力“变成”社会企业

　　上海社会团体管理局副局长曾永和可能是上海较早一批感受到社会企业惊人力量的人，“2017年，上海社会组织共有从业人员34万人，净资产462亿元，年度总支出453亿元。”他做了一个对比，同样是在2017年，农业增加值占上海GDP的总比重约为9.5%，而这一年上海包括社会企业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增加值占GDP总比重已经超过了10%。

　　很多社会企业，最开始时只是一家民办非企业组织，他们被称作NGO，需要在上海社会团体管理局注册。曾永和说，1981年时上海登记的社会组织只有633个，2018年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1.6万家，涵盖了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各类公益基金会。

　　这里的“基金会”，如今已经有很多介入了社会企业的投资领域。一些基金会，积极投资有潜力的社会企业，退出后的获利被用来继续投资可以推动社会进步的企业或者直接用来从事一些公益活动。

　　不可否认的是，很多民办非企业成长得并不好。曾永和透露，上海注册登记的1万多家民办非企业中，有20%处于“基本合格”或者“不合格”状态，“主要原因是年度净资产过低，有的净资产不仅低于行业最低标准，还低于了他的注册资金，甚至为负值。”

　　这说明，一些社会组织市场生存能力较弱，连“自负盈亏”都很难实现。曾永和说，上海政府层面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此前由该市领导召集的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工作联系会上，该市领导专门提到了“扶持社会企业”这一项，要求加强研究和关注。

　　实际上，传统的非营利组织与传统的营利企业之间的边界，如今已经越来越多地被“社会企业”这一新词儿所模糊。

　　科学家Kim Alter曾用一张可持续性发展的光谱图，来描述营利组织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逐步融合。非营利组织在参与创收活动、试图保证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会逐渐演变为“社会企业”；营利性企业在参与公益、兼顾社会责任时，会逐渐演变为“社会负责型企业”，继而成为“社会企业”。

　　上海牛奶集团——一家上海老牌国企，如今正在担纲社会责任、投资社会企业上发力。其执行董事、原冠生园总经理万黎峻告诉记者，光明集团下属的“冠生园互联网金融园区”里，入驻了上百家社会企业，这些企业的关注点主要在教育、助残、就业、扶贫、养老、环保、文化艺术、社会组织培养、社区发展等领域。“园区每年有1500万元的年租金收入，通过把屋顶留给企业做各种社会创业的时间，比如物联网天空农场。”万黎峻说，随着对社会企业投资比重的增加，上海牛奶集团自身也有可能演变为国企中的“社会企业”。

　　会有一家机构愿意投资“成长速度极慢”的社会企业吗

　　投资机构都是逐利的，很多人不相信，真的会有投资机构愿意花上几年甚至十几年时间投资一个“成长速度极慢”的社会企业。

　　上财原党委书记潘洪萱就是这样一个热心人。他在退休后发起了以其本人笔名“醉学”命名的基金，定位为公益投资，并且专门投向那些初始阶段并不为人所看好的大学社会企业。

　　在第三届社会创业家颁奖大会上，84岁的潘洪萱拉着30岁出头的e电充创始人曹一纯聊企业未来发展方向。曹一纯是上财创业学院匡时班校友，他从虹口区发改委公务员岗位上辞职，创办了致力于解决电动汽车充电问题的e电充。

　　因为善于发现并解决社会问题，醉学基金给这家社会企业投去了“第一笔发展资金”。

　　在上海，家里没有产权停车位，又拍不到沪牌的“潜在购车者”，如今已经不必再为是否购买电动汽车纠结了。因为，可能你所在的小区，就有“e电充”装置，可以以一度电1元的价格给汽车充电；如果你实在着急，你还可以驱车赶到e电充的旗舰店，直接像给手机换电池板一样，花5分钟给你的汽车换一块电池。

　　曹一纯的公司，已经接到了好几个大型投资机构抛来的橄榄枝，“尽管增长不一定比有的暴利行业快，但我们的项目很稳，且有社会价值。”曹一纯告诉记者，在投资的寒冬，他的这个早就可以自负盈亏、发展不算太快但很稳健的社会企业，受到了很多投资人的青睐，“估值稳中有升，醉学基金如果退出，会有一笔不错的收益”。

　　潘洪萱告诉记者，下一步，醉学基金将把一些投资收益重点投入到“乡村振兴”项目领域，“与乡村有关的创业项目，目前还是一片蓝海，且对国家整体发展意义重大。”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主席、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华曾多次在公开场合为社会企业站台，他说，“影响力投资”当前正在形成一种主流的价值观，“正在形成一种投资的潮流”。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徐永光曾在参加英国下议院“英国-亚洲社会投资政策对话”活动中作出“中国有望成为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世界第一大国”的预言。他认为，影响力投资解决了纯商业不能做的事情，“它照顾到了环境和社会的正面效应”，也解决了纯公益不能做的事情，“通过资本运作，给公益事业带来效率和创新”。

　　“影响力投资”能否带来真正的改变

　　“影响力投资”是200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首次提出的概念，它倡导资本通过有经济效益的投资来做公益，投资成功与否取决于是否达成解决社会问题或需求的既定目标。近几年，在商业向善、公益市场化的理念推动下，我国的影响力投资蓬勃发展。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社会创业研究中心主任刘志阳教授长期关注并扶持社会企业创业，他接触的社会企业中，就有关注未成年人保护的、扶贫的、社区公益服务的、环保的、急救的等多个方向的社会企业。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注意到，上财这次评选出的“社会创业家”就像社会企业本身在中国的发展一样，既有企业，又有尚未能实现盈亏平衡的民非组织。“这些社会企业将解决当下复杂的社会问题当作组织的优先使命，和传统的公益组织和商业企业都存在天然的区别。如何孵化上述社会企业迫切需要新的资本出现。影响力投资注重追求社会影响力回报，显著区别于追求财务回报的风险投资，就是一种适合社会创业的新资本形态。”刘志阳说。

　　这一过程中，“影响力投资”究竟能给这些社会创业家带来多大的帮助？

　　贵州省残联兼职副理事长、同心思源助业促进会会长谢峰近来接到不少投资人的电话。谢峰的企业以“扶贫助聋”为主要特点，在贵州省内开设了数十家聋人洗头店，培训聋人学会按摩，并培养聋人成为某一个门店的股东。

　　“有一家门店，热心公益的投资人出资开办，投资人占股50%，聋人占股30%，我们促进会占股20%。我们的20%属于暂持，今后这20%中的一部分也会给聋人，激励他们工作。”谢峰告诉记者，自己引以为傲的这套合作模式在很多投资人眼里，远远比不上“多开几家门店，多招一些员工”。

　　这也正是他至今没能与任何一家投资机构形成合作的主要原因，“投资人都太着急了，要求我扩张。那些聋人员工，是要一点一点、慢慢培养对企业的感情的，店开得多了，管理不善，他们会像普通人一样疯狂跳槽。到时就完蛋了。”

　　遇到类似情况的，还有乡村笔记创始人汪星宇。乡村笔记致力于通过“乡土研学”项目组织城市里的初高中生去湘西、川西等地参加社调、采风等，2018年暑期，这家社会企业还免费带着农村孩子来城市学习，感受“城市职旅”。

　　但在与投资机构的基础中，汪星宇明显感受到投资人“逐利”的态度，“一般都会觉得我们的业务板块太复杂了，会建议我们再减少一些公益板块的内容。”

　　投资人每年都会提出用户数量、营业收入等硬性的业绩要求。“投资人也没说错，只有业务做大，才能产生更大的社会价值。”汪星宇说，目前乡村笔记团队与投资人之间唯一的矛盾点在于“团队成员的初心”，“不想放弃和缩小公益板块，否则就不符合我们做乡村笔记的初衷。”

　　同济大学研究生毕业的李正方也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先是发起“大山小爱”贵州山区志愿支教服务项目，近期又在贵州册亨发起“纳桑土法红糖”合作社，他们也碰到了扩大再生产的融资难题。

　　与英、美等国相比，影响力投资在中国尚属新鲜事物。数据显示，扶贫、养老、环保等社会需求领域涉及4亿人口，市场总量近50万亿元。值得注意的是，此前禹闳投资打造的集政府部门、专业机构、社会投资三方合力的绿康模式创造了用影响力投资解决社会问题的范例；红杉资本沈南鹏早在9年前就投资了中和农信；天天向上基金也向中和农信投资1亿美元，成为目前为止中国最大的一笔影响力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