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结束，这一年互联网暴露出了特别多问题，包括监管的、用户的还有产品本身的。

　　在1月11日的一场主题为“Relaunch 刷新”的第二届科技向善年度论坛上，科技、法律和学术界人士激辩科技如何向善，讨论话题包括联网与中国经济、互联网与中国社会、数字治理、数字时代的亲子关系等。

　　腾讯高级副总裁郭凯天表态称，除了技术从业者需保持高度警醒、自省之外，更需要相信，人类有能力和智慧去驾驭和控制这次技术革命。

　　数据治理如何多赢

　　对于数据隐私和保护来说，2018年是灰色的一年。

　　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业务浸入每个普通人的生活，新技术与传统社会秩序之间的适应性问题日益突出。

　　同时，2018年无论是中国、美国还是欧盟，都在数据治理方面有了一些新进展，在数据保护方面动作最大的应该是欧洲。欧盟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是目前覆盖面最广的数据隐私保护法规

　　腾讯研究院资深专家王融在演讲中表示，要想实现数据治理的多赢，必须充分考虑在数据生产和使用及保护方面不同利益的视角，是如何彼此关联和相互影响的。

　　个体一方面想充分实现网络便利化，另一方面想享有隐私保护；行业从业者更多是从技术、商业创新、平台数据开放和数据竞争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国家则要兼顾数字经济竞争力和跨境数据流动安全。

　　王融指出，大量研究证明，不论是加强数据保护、抑或是放松保护，促进数据共享，都会对个人、以及整体社会带来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如何平衡好积极消极影响，并没有一刀切解决方案，而是需要结合具体场景，更为精细科学地考量政策。

　　因此，建议恰当平衡各方因素，更为精细科学地设计政策，让监管干预、技术路径、市场经济动机等因素充分卷入，并能够有效互动，才能够更好的实现数据治理目标。

　　数字化社会如何治理

　　“中国社会的数字化是互联网发展给中国带来的最大的变化。”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邱泽奇评价互联网应用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变化。

　　邱泽奇认为，互联网形态从以机构互联网为主发展到社会互联网和全面互联网，主导形式也从平台主导进阶到共建、共治和共享。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互联网发展也从主要是一个“技术事件”进化为更多是一个“社会转型”，由此导致中国社会从家庭社会迈向个体社会，从家乡亲情社会升级为与数字为伍的平台社会。

　　中国向数字化和平台社会的转型，必然带来新的社会治理的挑战。

　　邱泽奇说，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随着万物高度互联和网络化，以及社会行动与实践数字关系化，社会的脆弱性也空前凸显，因为任意数字关系的断裂，都可能产生涌现效应。

　　这就需要刷新我们关于社会运行、社会秩序和社会治理的认知，顺应中国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和平台化，尽快实现社会规则的建立从精英共识迈向大众共识，社会秩序的建立从权威管制迈向多主体共治，社会福利的供给从依赖独角兽到迈向生态繁荣，进而建立一个人们充分互信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数字社会。

　　腾讯研究院院长司晓认为，回溯最近一百年，每一次技术变革，都会引发全新的人与信息交互方式、甚至工作生活方式的变革。在这个巨变过程中，总是会出现一些问题。

　　比如电视普及时，人们担心娱乐至死，PC互联网时代人们突然面临海量信息担心过载。又比如移动互联网时代，许多服务都可在手机获得也引发了对手机过度依赖的恐慌。

　　“但是我们看到这些问题有的已经解决、有的正在解决，而在下一个十年、二十年，当AR、VR普及、脑机接口促使人机一体时，我们将会面临比现在更大的转变和挑战。对此，我们有理由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秉承科技向善的理念去面对和解决这些挑战。”司晓说。

　　针对2018年从脸谱网、谷歌到亚马逊所经历的股价波动，《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吴晨呼吁，科技公司要参与和推动保障数字经济长期发展的制度设计，重新拥抱100年前“镀金时代”巨头的公共服务精神，推动科技赋能，让互联网构建的全球大脑能够为每个人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