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投资法（草案）》一旦通过全国人大审议成为法律，将会为有效利用外资提供更加统一、有力的法制保障，预示着中国的对外开放正在步入新的历史阶段。

　　12月23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开始对《外商投资法（草案）》进行一审，这一统一整合现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外资三法的新外国投资法体系，一旦通过全国人大审议成为法律，将会为有效利用外资提供更加统一、有力的法制保障，预示着中国的对外开放正在步入新的历史阶段。

　　外商投资法为外商提供防护型保障

　　自2013年10月中国先后在上海、广东、天津和福建4个自贸试验区试点外商投资审批体制改革，探索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以来，《外商投资法》就开始进入国务院立法计划之中。

　　从2015年1月商务部发布了《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到2016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关于修改外资企业法等四部法律的决定，再到目前提交人大审议，这五年来，各界对这部法律的修改出台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尤其是在当前外商投资增速出现下降的态势下，即时修改和通过《外国投资法》具有了稳定外资预期，促进改革开放的现实诉求。

　　当前舆论普遍以该草案第二十二条中关于“国家依法保护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强制转让技术”作为亮点来肯定其积极意义，这无疑抓住了外国和舆论聚焦的热点。

　　从整体上看，要真正让外国投资者“定心”，不仅仅是修订和完善这部统一的《外商投资法》，同时还需要及时颁布外国投资法实施条例及其司法解释，并调整修改和制定相应的配套法规、规章和细则，使其真正实至名归。

　　因此，如何在配套政策和制度方面弥补主体法上存在的一些不足，显然直接影响着是否能有效践行立法的初衷，为外国投资者提供可识别、可申辩的防护型保障和透明性担保体系。

　　相关高质量的配套制度还需及时跟进

　　比如，就外商投资的定义和认定问题，《外商投资法》草案做出了简单规定，还有待出台其他配套政策。其所指的外商投资的外国自然人、企业和其他组织，是基于注册地标准，还是基于实际控制，类似于国内企业为在规避国内外法律而设立的VIE结构实体怎么认定。

　　若根据“实际控制”来认定外商投资，则需制定界定标准等。这些需要在实施条例和其他配套制度方面进一步厘清。

　　其次，就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等方面，正在审议的《外商投资法》明确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将实行内外资标准的统一，且将压缩负面管理清单。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很多领域的市场准入，即便是国内企业都不完全统一，如国企与民企事实上的市场准入就有细微差别。准入前国民待遇是针对国企还是民企？抑或未来所有企业的市场准入都遵循负面清单管理，国企会划分为公共性与经营性，实现竞争中性等，都需要更宽广领域的改革加以规范。

　　再次，草案第二十条和第二十四条提出的对外资补偿问题上，依照什么程序厘定公共利益，双方有纠纷如何申辩，申辩失败后有没有其他救济措施，怎么确定公平、合理的补偿等，都需要相关配套政策和制度的规范。

　　第四，该法草案第二十二条中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内容，主要明确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强制转让技术，这种允诺是非常清晰直白的，不过一些限定词则存在模糊性。比如，如何界定“强制”，如何营造技术合作的自愿原则环境等，都是需要细化解决的问题。

　　显然，这些问题亟须在立法和执法上进一步完善。要知道外商更主要看的是法律规定的明确性、释义唯一性和标准化。

　　总之，当前中国对外商投资法的修改，在很多内容上对各界的意见建议实现了积极回应，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提供了又一大保障。同时，外商投资法与中国的其他的法律法规实现有效接轨，这为外国投资者在国内施展才能提供了更加清晰、透明的路径和空间。

　　当然，我们期待伴随着外商投资法的颁布，相关高质量的配套制度能及时跟进，为外资提供系统性的全范围的防护型保障和透明性担保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