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是徐汇区流调青年突击队上线工作的第26天。3月31日，浦西封控前一天晚，在区疾控中心指导下，一支由徐汇区青联委员、区青企协会员组成的临时流调小分队在半小时内集结完成，21位报名参与的志愿者收到工作手机后，开始了辅助疾控部门开展居家电话流调的任务。

　　一晃20多天过去，从一开始抱着好奇和志愿服务精神参与流调，到如今成为每天的常态化工作，这些活跃在企业、科研机构、社会专业组织的青年英才，在看似重复又事无巨细的流调任务中，也开始重新审视起自己所能贡献的社会价值。

　　80后律师朱小苏是华诚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也是徐汇区青联委员。得知记者要采访，他先让记者稍等半个小时，因为手头正好有一个新到的流调任务要完成。与病毒赛跑，是当下最紧急、最需要争分夺秒完成的事。

　　不过，实际上大约1小时后，他才得空联系记者。“这名阳性人员涉及多个密接，这些密接人员也要第一时间完成流调，用时比较久。”他告诉记者。

　　4月1日开始，朱小苏就与另外20名伙伴开始在“徐汇流调青年突击队”的微信群里接单。负责派单和日常指导的是来自区疾控的专业人士，每天晚上9时到10时之间，当天的流调任务完成后，群里都会开启第二天的排班接龙，报名的队员第二天早上9时左右就会收到新的派单。

　　“平均每天要完成7-8个对象的流调，但这并不是说你只要打7、8个人的电话，因为几乎每个人都会有延伸出的密接，其实工作量很不确定。”4月下旬，朱小苏流调的对象早已超过100名。在他看来，每接通一个流调对象的电话，就像抽到一个新的盲盒。

　　流调是一门非常细致的工作，看起来似乎只需要打电话，但实际上，每一位被流调者都有一张详细的信息表，流调队员需要事无巨细地了解感染者去过的地方、接触过的人、此刻所处的环境、主要的社会关系、有无可以马上确认的密接人员等，最终形成一份详细的流调报告。

　　刚加入突击队没多久，朱小苏就接连遇到了几组“非常规”的流调对象。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一名感染的建筑工人，对方刚到上海没几个月，没有固定居所，接到流调电话时正在一处临时生活区。而这类同住人数量多、吃饭和上厕所都在公共空间的情况，会一下子产生大量的密接人员。朱小苏马上意识到情况紧急，如果不尽快确定密接人员，很容易发生更大规模的感染。

　　然而，这名建筑工人一时说不清自己的具体位置，只知道项目工地的名称。朱小苏又辗转多处询问到项目负责人的联系方式，好在对方有整个项目建设者的人员信息。得到这组宝贵的信息后，朱小苏第一时间提交给疾控部门，同时与工地负责人确认抗原自测存在异常的人员，一步步梳理、筛查这名感染者的密接。

　　徐汇区政协委员、区青联委员、上海大岂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向导也遇到过类似情况。“菜场、工地，这些场所只要出现阳性人员，就会一下子冒出很多密接，这个时候流调任务就变得繁琐，也更需要流调队员的细致和缜密，尽可能把详尽的信息录入到系统中。”

　　王向导遇到过最“极端”的案例，是一位阳性人员有10名以上密接需要马上流调。他在20多天的流调工作中观察到，越是居住情况复杂、居住条件不佳的阳性人员，所产生的密接相对更多。“有一对为小区整理垃圾的夫妇，平时就住在垃圾厢房边上，夫妻二人双双确诊，但此前居民、志愿者都去那里倒过垃圾，这种情况就很紧急。”

　　最大的挑战始终是与时间赛跑。“我们拿到流调名单、找到密接人员时，可能距离他们接触感染者已经过去了2、3天，详细回忆自己几天前的行踪轨迹、接触的人员，并不是容易的事。”王向导说。“你问我昨天午饭吃了什么，我也要想一会儿。”如何让流调的反应机制更快速，也成为这位人工智能和互联网领域科技创新人才思考的问题。

　　即便疫情已进入第三年，仍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流调的意义和作用。

　　“这其实可以理解。”王向导说，大多数人得知自己感染后，内心都会焦急，因为不清楚自己下一步会如何，是被转运还是先等待。遇到情况复杂的流调对象，比如重症患者、正发着高烧的人、高龄老人、精神疾病患者，流调队员有时很难在电话中当场回复他们的诉求，只能尽己所能详尽记录，提交给疾控部门。

　　这是“半路出家”、临时上岗的流调突击队员们感到最困难的时刻。虽然4月以来，线上培训、每天的工作复盘都在密集进行，但专业技巧之外，流调人员还需要一种宝贵的特质：同理心。

　　朱小苏主攻的领域是公司法，在他看来，与流调对象这样的个体打交道，与平时同公司打交道完全不同，后者在理性范畴内，而前者势必会带着各种情绪。面对感染者得知自己“阳了”之后产生的心理波动，流调人员需要站在“当事人”的角度，考虑对方担心什么、有什么顾虑、希望得到什么帮助。

　　记者采访当天，朱小苏一早拨出的流调电话，对象是一名感染新冠病毒的母亲，且患有肺癌。接电话的是老人家的儿子，在协助母亲做完流调后，对方提出，担心患病的母亲被转运后不能得到及时的医疗救治。朱小苏详细记录了老人的病史、诉求，安抚了老人和家属，然后将诉求与流调报告郑重交给了疾控的对接人员。

　　“这比平时的法律工作，更多了一份换位思考的耐心。”他告诉记者。

　　有几次，遇到外省市来沪务工人员，或是来沪求医的人员，接到流调电话时，对方不仅说不清自己的具体位置，一些带有方言、口音的描述，也考验着流调人员的细心与耐心。于是，遇到自己听不懂、不能理解的内容，朱小苏就把问题编辑好，用短信发送给对方。 “有时候对方的文化程度不高，我就请他找自己身边能回复短信的人，总之就是想尽一切办法。”

　　一些上海本地老年人回答完流调问题，还会与朱小苏聊聊自己的情况，甚至拉起了家常。虽然流调电话不能耽搁太久，还有下一个任务在等待完成，但每一次朱小苏都愿意花一些时间听老人倾诉。“能让他们心里舒服、宽心，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价值。”

　　首批报名参与徐汇流调青年突击队的21名成员，有律师、企业家、幼儿园教师、外企白领等各种身份，年龄最小的是“95后”。

　　“我是上海人，有自己的创业公司，疫情对经济和就业的影响也很广泛，所以参与疫情防控、让疫情尽快结束，我更是责无旁贷。”王向导说。在完成流调任务的同时，他也看到了这座城市中不同的生活侧面，“依旧有很多弱势群体需要帮助和关注。”

　　有一位在菜场卖菜的女性被确诊，王向导在对其同住的家人展开流调时，对方已透露出预感自己会“转阳”的顾虑，非常担忧和无措。结果也的确不出所料，这户人家的小儿子被母亲感染，但爸爸和大女儿仍是阴性。这意味着儿子要跟随母亲一起被转运，爸爸则要带着女儿坚守在家。“一家人就这样要暂时分离，尤其两个孩子要分别离开父母一方，还是很让人触动的。”

　　他还遇到过一位患有精神疾病的流调对象，是位80后女性，家中有一位老人，还有一位年纪不小的家政阿姨。电话中，这名流调对象吐露了自己转运后的担忧，既担心老人没有人送吃的 ，也担心自己没有足够的药物，可能会发病。

　　“各种各样的情况每天都会遇到，就像在做一个深度的田野调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王向导说。

　　让朱小苏印象深刻的还有一对上海老夫妻，双方都是老党员。接到流调电话，老人家们说，除非是地震，否则自己一定死守家门直到转运，并且保证会自觉配合政府的要求。两位老人还非常礼貌地询问朱小苏，可否将自己转运到有坐便器的方舱医院，因为年纪大了，实在蹲不下来。

　　有一次，遇到一位小朋友感染，接听流调电话的是孩子的母亲，当时也已经感染，正等待转运。朱小苏原本担心这位母亲会因为孩子的感染而焦虑，没想到，这位年轻妈妈在电话那头长舒了一口气——得知自己“也”感染了，可以跟孩子一起转运去方舱医院，母亲反而松了口气。

　　这一刻，朱小苏感受到此前在法庭上、诉讼中都未曾有过的一种复杂情感，一种来自人的内心最直击灵魂的触动。“像是这座城市不同侧面中的一面，每一个电话背后都是一个家庭，一个流调电话背后还有一份更深的社会责任。”

　　一通流调电话，短则7、8分钟，长则半个小时甚至1、2个小时，当电话接通的那一刻，流调队员也同步感受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当下这个特殊时期的命运。而随着上海浦东、浦西的封控即将满月，流调突击队成员们也发现，电话那头的市民对疾病的恐惧不再那么强烈，有更多人开始以平常、客观的心态来看待疫情。

　　此刻，仍有大量流调工作在争分夺秒地进行。从4月1日报名时的新鲜、好奇与满腔热血，到如今的常态化，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流调青年突击队成员，正用自己的力量守护这座城市。这份特殊的经历或许也将转化为一种新的责任，为他们未来所能产生的社会贡献，积聚一股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