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舱医院的一天是从凌晨开始的。伴随着依稀的鼾声，四五点钟，有人从一千多张床铺中悄悄起床，等候每天一次的核酸；也有一些人以志愿行动开始一天的生活，他们是病人，也是志愿者。
“方舱里的生活安排得很有规律，每天核酸都能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很快就适应了。”柏祖芳是徐汇区湖南街道武康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有十多年的社区工作经验。在这场战疫的前期，她也是冲在一线的基层工作人员，每日淹没在居民的配药、买菜需求中。许多居民说，一听到她的声音就安心了。
在方舱里，柏祖芳仍然是个靠谱的党员。进舱的晚上，她接到了西岸方舱医院A馆指挥部的请求，希望她建立一支病区里的志愿者队伍。第二天一大早，柏祖芳就与一起入舱的居民区书记沈叶在方舱里招募起了志愿者。西岸方舱医院A馆有1000多张床位，这么多人，怎么拉起一支靠得住的队伍？
“把陌生人聚集在一起，需要有勇气。”以往的工作中，柏祖芳许多时候都是在跟熟悉的人打交道，但这一次她要从乌泱泱的一千个人里面找到志愿者。“很多人都在床上睡觉、刷手机，我们就去找那些看起来比较容易沟通的年轻人，问他们愿意当志愿者吗？”事实证明，主动出击很有效果，上午柏祖芳就拉起了一支六七个人的志愿者小队，并与大家约定在洗手池开第一次碰头会。
“我以前不知道柏阿姨是居委书记，她自己一介绍才知道，开始就是觉得她很随和、很亲切。”赵进是湖南人，常年在武汉打工，今年2月份才到上海。“武汉疫情的时候，我正好已经回老家了，这次一来上海碰到疫情，刚开始是有点慌的。”进入方舱之后，赵进反而心定了：“这么多人都在呢，我就感觉没什么好担心的。”再加上没有什么症状，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志愿者小队。
刚一成队，志愿者们就行动了起来，帮助工作人员发放餐食、维持排队秩序、帮助老人出示核酸检测的二维码、反馈病人区的意见和状况等等。别小看这些小事，任何事情变成1000量级都需要强有力的协调和组织能力来支撑。
志愿者群成为信息顺畅沟通的一个小小的结点。赵进告诉记者，柏祖芳建起来的志愿者队群里，不仅有总指挥部的相关负责人，还有医护、保安、保洁等团队的相关负责人，病人的需求可以在群里直接沟通。“比如附近的病人是不是需要药？哪里的卫生需要维持一下？他们行动都很快。”
志愿者的努力有了效果，这个小队吸引了更多的成员加入。13日，方舱内的两位病人发生了一点摩擦，闹出的动静引起了围观。在职业学校负责德育工作的退伍军人荣世跃，暂时放下12岁的女儿，挺身而出。他主动找到柏祖芳说，自己可以帮忙处理这一类的状况。目前，志愿者服务队已经扩展到十几人。
在方舱里，病人们的生活变得十分简单，睡觉和刷手机是最常见的生活状态。志愿者小队的几项工作熟练起来后，柏阿姨又琢磨起了新工作内容。“每天都睡在床上，会把精神气睡没的。”她决定组织几位新志愿者动员大家进行一些文体活动，比如广场舞。
对比方舱的总人数，志愿者的队伍还是很微小，但它是一股无形的力量，感召着更多人，发出坚定温暖的光芒。
“与以往的和熟人打交道的工作经验不同，现在是和陌生人一起工作，但让我很感动的是，每次行动他们的响应都很快。”柏祖芳说，湖南街道的老年人比例比较高，年轻人又工作繁忙，很难招募。但在这里，只要群里有志愿工作通知，大家都是齐刷刷的第一时间回复，并行动起来。
这并不容易。方舱医院是个小社会。各行各业、不同际遇的人们阴差阳错地聚在一起，大家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发出的声音不一样，而距离又这么近。共识稀薄得像纸一样，小摩擦在所难免。
柏祖芳善于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小摩擦，她总能耐心地让着急的人情绪缓和下来。尽管身在方舱，居委会里的事情还是少不了她。有了不理解的难事，居民们都爱打她的电话，听听她的看法。
有人核酸阳性不愿意来方舱，柏祖芳用亲身经历劝她：“我丈夫现在也在方舱，儿子和我一起进来，我就开玩笑说，你看我们全家一起总动员。”有生活自理能力比较差的租客，核酸结果不符合入院标准，但希望跟着妈妈一起去方舱，柏祖芳也劝她理解规则，安排好自己的生活。
荣世跃觉得柏祖芳是一个特别有“气场”的人。十几年的居委工作经验让她在分配任务、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小摩擦上游刃有余。最初志愿者帮忙搬运餐食，有极少数工作人员认为病人不适合来处理，柏祖芳不纠结这样的问题。她告诉大家，志愿者就是来配合方舱工作人员的，如果有人觉得不合适，那志愿者就做别的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引导病人有序排队领取餐食。
“柏书记是60后，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一些的人来说，负责指挥的她确实像一面旗帜。”荣世跃说。柏祖芳她会在群里下达指令，“今天做什么？怎么核酸？怎么安排？”这种秩序感和组织能力让人感到心安，也是那个让人感觉熟悉的上海所拥有的特质。
早上，太阳如约到来，志愿者们做好消毒工作已经开始协助工作人员发放餐食，控制行进队伍。柏祖芳为志愿者们拍了很多照片，她感觉到一种熟悉的特殊连接正在人和人之间发生。赵进也在志愿者队伍里，他觉得这个“上海”亲切随和，团结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