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不良资产行业参与者已形成“4+2+N+银行系”的多元化格局，其中的“N”为民营持牌或非持牌AMC的合伙人。

　　尽管不良资产行业迅速发展，但杭州一家民营资产管理公司的合伙人徐斌（化名）感到有苦难言。一方面，所收购的资产包中民营企业的生存艰难让他感同身受；另一方面，从事不良资产相关工作多年，至今公司无法盈利，近两年压力更重。

　　浙江省的不良市场参与者包括四大AMC，以及三家地方AMC。2017年，浙江在国家规定每个省份两家地方版AMC之外，还获额外的“准生证”，增设了一家。

　　这7家构成了浙江不良资产收购的主要上游，而更多的当地民营机构从中嗅到商机，成立了数百家资产管理公司参与不良资产的二级市场，位于处置管理和退出的终端环节。

　　民企不良的源头

　　由于直接参与产生不良的民营企业的重组，徐斌对民企的困境感慨颇深。

　　今年上半年，徐斌从四大AMC收来一家汽车零部件公司的资产包，这家公司总负债本金是8000多万，抵押物主要是厂房。AMC按照四折即3000多万的价格买入，再以6000多万的价格卖给了徐斌所在公司。

　　这家公司的老板向徐斌大吐苦水：“以前一颗螺丝钉的成本是0.6元，卖出是1.4元；2017年后，汽车降价，螺丝钉市场价降到1.2元，而此时的成本价升至0.8元，利润空间直接减半。今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原材料价格直线上涨，一个螺丝钉的成本达到0.9元，汽车进一步降价，导致螺丝钉出售价格降到1.1元。”

　　“每个螺丝钉只挣两毛钱，怎么养得活厂里四五百号人？”这位老板对徐斌直叹气，“现在每个月营收500万元，再扣掉税收等，整个企业的净利润到手仅剩下20万。逾期2年多了，8000万的债务窟窿实在是填不上。”

　　徐斌接触到的另外一家资产包内负债3000万的温州零部件企业，其命运更为曲折。这家企业曾有过相当辉煌的过去，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就已每天进账3万元。2000年后的巅峰时期，同时拥有北京、上海、杭州等地400多套房产。然而受到2012年温州担保圈事件波及，这家企业陷入了“每天卖一套房都不够还利息”的绝境，为了还上银行贷款，不惜去借年化利率高达90%的民间资金，饮鸩止渴。最终无力偿付，濒临破产。

　　做尽职调查时，这家企业的老板对徐斌感慨：“2008、2009年那时，我很有钱，真的不想贷款。但银行行长跑到我家来，让我一定要贷款。我拿了钱也没什么地方投，只能去做房地产开发。在嘉兴开发得不成功，去杠杆后银行断贷，资金链也断裂了，最终被银行划入‘不良’。”

　　这家公司的老板希望能还完债务，重新恢复生产。但他的工厂早已停工，机器设备老旧，所有的资产只剩10亩土地。根据温州市场价，大约为320万一亩。徐斌在想办法把这部分土地租给其他厂家，预期获得年化10%的租金收益。

　　厂房租金之所以昂贵，得益于温州当地政府2016年10月开始的“大拆大整”专项行动，整顿对象是“无证无照、无安全保障、无合法场所、无环保措施”的“四无”企业，无合法场所及危房内的生产经营单位一律予以依法取缔或依法拆除。因此，很多企业开始寻求搬迁厂房，给了徐斌们盘活土地资产的空间。

　　对于这些民企，徐斌满怀同情：“希望银行等金融机构能保住企业化解债务危机。只有企业不良化解后，恢复生产，才是一个多方共赢的局面。”

　　居高不下的资产包价格

　　民企制造业困难，处置民企不良资产的徐斌们也很难。

　　对于不良资产包的定价，徐斌认为早就超过了他们能承受的极限：“现在市面上AMC甩出来的不良资产包定价，与两年前相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2016年以前，是三到四折的价格，现在平均八到九折，甚至没有折扣，AMC机构说这已经是免掉资产包里企业的罚息了。但这毕竟是不良资产，我们哪来的利润？”

　　2016年之后资产包定价上浮，徐斌认为，有P2P网贷在背后推波助澜的因素。“部分杭州当地的P2P直接将募集来的资金投入不良资产市场，也有企业以经营贷款的名义从P2P购买资产包。”

　　买方增多后，卖方AMC互相抬价。

　　“我们遇到最高的一次，2亿左右的抵押物有土地和住宅标的，直接抬高了一个亿的价格。”徐斌举例。即便是如此昂贵的价格，也不断地有民营资管公司入手，因为这些公司对抵押物中的房地产有升值预期。

　　“处置期两年一过，再去问这些民营资管公司，根本无人盈利。”徐斌苦笑。

　　从资金方面看，大部分民营资管公司资金成本都达到年化13%及以上。

　　“很多同行没有大资金支持，都是半路出家，不懂盘活资产，只知道低买高卖，根本没考虑过债权处置周期和退出问题。比如其中的物权，需经过法拍，流程起码一到两年，耗费的不仅仅是时间，还有资金成本。有人说要处置房产，但如果物业中有人不肯搬迁，你有处理这种突发事件的经验吗？”徐斌说，“不良资产这块‘肥肉’，冲杀进来的人不一定能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