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全过程人民民主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高频词。作为这一重大理念的首提地，虹桥街道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近来也受到《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新闻、《文汇报》《新民晚报》等主流媒体的频繁报道。

　　“架起彩虹桥，开启直通车。”走进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墙上的一句话，总能引发社区居民的共鸣。

　　虹桥街道是“立法直通车”最早“班次”之一。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第一个设在街道的基层立法联系点在此成立。多年来，这里已完成未成年人保护法、退役军人保障法、药品管理法等62部法律草案的意见征询工作，归纳整理各类建议1200余条，其中101条被采纳。

　　“我们老百姓看到自己提的建议意见变成了法条里的一句话、一个词，很高兴……”全国人大代表、长宁萍聚工作室党支部书记朱国萍说。

　　朱国萍记得，反家庭暴力法（草案）征询意见过程中，居民提出建议：关注对老年人群体的相应权益保护，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主体扩大到基层组织。

　　这些“冒热气”的群众意见建议被吸收进法条。经表决通过的反家庭暴力法中，应当给予特殊保护的对象包括老年人；可代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包括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

　　“中国立法关注各方利益主体的所思所想，全过程人民民主是覆盖全人群的民主。”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葛伟军说。

　　小小“联系点”，民主大舞台。从虹桥街道“始发”的“立法直通车”在上海已覆盖全部16个区。全市基层立法联系点5年参与20件国家法律、64件地方性法规制定的征求意见工作，530多条立法建议被采纳，在“神经末梢”为上海城市建设、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不断贡献力量。

　　“人行道上有窨井盖、花坛、树木，视障人士在盲道上行走时要绕弯、多转向。”上海市盲童学校至水城路地铁站之间共有19座窨井盖、多个花坛和非机动车停放点。目前的盲道虽然是按标准绕开窨井盖铺设的，但视障人员行走时，仍会被“绕昏”。

　　为此，盲童学校盲人教师任铮浩近日向虹桥街道全国基层立法联系点提出盲道设施改造的建议。虽然这一建议并不能写入法条，但长宁区建管委与虹桥街道即刻配合，以盲童学校为第一排查点，展开盲道设施改造工程。

　　两天后，学校周边路段的盲道就实现了直线贯通。更让任铮浩意外的是，通过虹桥街道全国基层立法点，长宁区正在全区排查绕弯的盲道，并向市有关部门提出了排查建议。

　　以虹桥街道全国基层立法点为起点，如今各方建议不仅局限在立法工作方面，更是成为基层治理的“大载体”。

　　虹桥街道党工委书记胡煜昂介绍，虹桥街道探索一批基层民主协商机制，围绕密切联系群众和企业增强党建引领力，更注重深化人大立法点和人民建议征集点，同时探索政协“协商于民”工作站，共同推进一批民生与发展实践项目，围绕“老小旧远”和“高质量发展”，增强实践的穿透力。

　　今年，长宁区也逐步推广这一工作法，不光完成“加百部梯、圆百家梦”等治理目标，也让全过程人民民主引领高质量发展。

　　城市治理的难点和痛点在基层，而金点子也往往来自于基层，来自于社区居民。如何集思广益，让更多人参与到公共政策决策的全过程？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便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第一个设在街道的基层立法联系点在虹桥街道成立。朱国萍又成了基层立法联系点的信息员，积极参与“开门立法”的机制创新。

　　立法“直通车”的开启，让“高大上”的立法工作“飞入寻常百姓家”。朱国萍和居民们一起参加立法意见征询会，从实际出发，尽力提出高质量建议。

　　“基层立法联系点让老百姓真正感到，法律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朱国萍还发现，亲身参与立法，也让居民们更主动地用法治思维来协商。

　　如今，朱国萍所在的萍聚工作室也成为基层立法联系点联络站。“大家走过路过，就知道法律在身边，代表在身边。”朱国萍说，工作室虽小，却也成为展示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窗口。

　　“这就是我们的民主，这就是我们人大代表和老百姓之间的‘零距离’！”朱国萍总是这样自豪地介绍。

　　居住在虹桥街道的土耳其担保银行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诺扬·罗拿被大家亲切地称呼为“啄木鸟”，因为他热衷于“挑毛病”、出主意。

　　自1996年安居上海以来，诺扬·罗拿就没把自己当外人，参加过不少座谈会，挑了不少刺儿，也贡献了不少金点子：2016年开始，他每年都会在上海市政协针对外籍人士召开的建言会上建言献策；《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修正案（草案）》中关于外籍人士缴纳个税的条款修正也有他的一份功劳。而他也见证了这座城市管理更加透明，市民更加积极热心为城市建设出谋划策。

　　“市民的期待提高了，他们更积极、认真地参与到政府各个层面的工作中，要求也更具体了。”诺扬·罗拿说，随着上海市民变得“挑剔”，城市的管理者们也在努力跟上大家的要求。

　　生活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首提地，诺扬·罗拿觉得特别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