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金融办改革变迁的历史，明白写下的是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发展史。

　　今天，在新一轮机构改革浪潮之下，全国各省市金融办改挂金融监管局的牌子的工作正开展得如火如荼；金融系统内有一定资历的人很难不想到10年前，早已经在北京、上海、广东以及江浙大地上已经进行过的一轮金融办升格扩权。

　　监管改革过程中的这种趋势，与经济发展从发达地区到全国渐次铺开的脉络相一致，可见改革是紧密植根于市场土壤之上的：先有了自下而上来自市场底层的需求，后才有了自上而下的改革方案顶层设计。所以，合理制定的改革方案，前提是对基层和市场的充分了解。

　　笔者近期在与多位地方金融办人员交流过程中一个深刻的感受是，现如今，各类金融业态，包括创新形式和非法的形式，往各地甚至偏远地区的渗透已经极为迅速和深入，而这些在一线处理具体工作的基层人员，对金融其实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在一套覆盖从中央到地方的高效合理的金融监管体系中，他们应该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金融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和对经济的核心作用，历来是一个强监管的领域。在我国既有的一行两会（原来为三会）为主体的监管体系中，在地方上的具体分工为，央行分支机构重点侧重宏观研究，具体工作内容多为研究各地经济市场形势，形成研究报告；而银保监会侧重于行为监管，具体负责对当地金融机构的管理；金融办是以“补位者”的身份伴随着当地政府发展经济的实际需要而出现的。

　　金融办名义上在监管体系内扮演的是补充协调的角色，但实际上，在中国固有的体制下，地方在政府多为“大政府”的概念，直接隶属于地方政府的金融办在实际中接触的工作、承担的任务更为繁重。相反，越往基层，央行和银保监的职责和影响力格局与中央层面的情况并不相同。

　　尤其是最近几年来，以非法集资、地方交易所、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其中很多随后又逐渐变身为需要处置的“金融风险”，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一直定位为“协调服务”的金融办突然发现自己其实肩负着金融监管的职能。

　　王磊是东部地区一名金融办基层人员，其近几年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处置非法集资等各类风险事件，在长期与金融风险做“斗争”的过程中，他的状态就是一边接受培训和自我学习关于金融的各类知识，尤其是如何识别非法金融行为，一边处理实际中的风险事件，“真的是‘干中学、学中干’”。

　　在实际工作中，由于自身身份的特殊性（没有执法权），各地方也都形成了一套特有的处置方式，“比如套路贷，前期还没有完全暴露的阶段和后期的处置方式肯定要不一样，具体的打击力度也都不一样。”王磊对记者说。

　　再比如P2P，现在都是闻之色变，但是后面怎么做，肯定不能一棍子打死，有些P2P纯粹作为中间平台，确实没有什么问题，也确实发挥了实际作用。

　　最近几年接二连三不同“主题”的金融风险集中出现，其实对金融监管的方式和监管能力提出了很大的思考和启发。追溯这些风险的形成原因，在上一轮互联网+风潮之下，对创新的鼓励支持犹在眼前，回过头来看，互联网无论+的是什么，互联网是作为底层工具的，其本质都还是+后面的内容，也就是说，一些借助互联网展开的金融业态，如果本质上是金融，那就应该有一条符合金融的监管方式，即要审批、要准入、要特许经营。

　　一些监管缺位导致的风险局面，很难说是不是专业不足、研究不够带来的后果，特有体制有其特殊的障碍，一旦牵涉到中央和地方以及不同监管部门之间的权责博弈，可能会使问题尤为复杂。事实上，金融办的诞生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博弈的结果。彼时，一方面金融监管的权力不断往中央上收，金融垂管系统只负责“监管”义务，而不承担“发展”职能；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发展当地经济动力十足，急需金融业的支持。

　　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这种博弈始终存在。从各地金融办“势力”来看，往往呈现出这样的规律：经济雄厚、金融发达的地区金融办的影响力也越大，这也正是上文提到的沿海发达城市金融办率先扩权的逻辑。掌握着大量地方经济资源的地方政府和金融办话语权其实不小。比如温州此前在借贷危机中，金融办即代表政府出面要求银行不要抽贷。这种做法在今天民企债务危机多发的背景下也很常见。

　　当下的另一个典型表现是，在“纾困民企”、“支持小微”的基调下，地方政府牵头各类基金，大型金融机构纷纷出资成立相关金融产品以拯救民企，具体救谁呢？就有银行人士对记者透露，最近就有地方政府以“邀请调研”名义带领银行去某些特定企业，“意思显而易见了。”

　　规模大的金融机构对地方政府并不是“言听计从”，但仍然摆脱不掉其中的利益权衡，“不听也可以啊，那以后政府平台的业务你都别做了。”

　　在防控风险的背景下，这种博弈则主要体现在对责任的推诿上。并无监管执法权的金融办，在防控金融风险攻坚战中，变得如此忙碌，本身即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例证。

　　不过，新一轮的机构改革大幕已经拉开，进入到实际操作阶段，新的金融监管体系和架构可能很快会搭建完毕，对地方金融办赋予监管职能也已明确，文件易出，难在落实。

　　笔者认为，改革中牵涉到的利益博弈仍然是绕不过去的问题，监管职能需要立法予以落实，权责对等才是改革的核心要义，在目前的情况下，金融办人员仅是工作量比较繁重，但实际由于本身原来就没有承担审批和监管的权利，所以现在也并不存在失责的问题。但一旦变身为名正言顺的监管机构，性质则大不相同，如何与一行两会垂管系统分工协作，需要合理的制度设计。（编辑：周鹏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