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4日,江苏省张謇研究会长三角区域治理现代化研究院“长三角县域治理现代化指数研究”课题组发布全国首个长三角县域治理现代化指数。在包括直辖市市辖区在内的201个县域中,嘉定区以125.8分位列第五名。
2020年9月初,长三角县域治理现代化指数研究工作正式启动。由课题执笔人赵玉成研究员负责牵头,课题组成员包括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通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并邀请江苏省张謇研究会名誉会长罗一民等组成专家咨询委员会。一年多来,课题组在上海、南通、湖州等地召开多次研讨与交流活动。
首个长三角县域治理现代化指数评价体系包括5个主题领域一级指标、15个目标价值二级指标,以及56个量化分析三级指标。指数评价体系具有聚焦县域与基层治理的研究对象创新、探索治理体系维度与政治建设的研究取向创新、政府公开信息与大数据获取相结合的研究手段创新三个特色。在政府效能、经济规划、社会综治、文化教育、生态文明、民生服务、对外开放、数据管理等8个重要公共领域,以县域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核心视角,对长三角县域治理现代化现状作全面的科学评价。
长三角县域治理现代化指数报告内容主要包括六个基本结论。
首先,县域治理现代化水平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正相关的关系。从研究结果来看,上海、苏州、南通、南京、杭州等市所属县域排名较前。在指标分值中,指标排名靠前的县域,普遍在文化、体育、教育、环境保护等民生方面投入更多,公共服务均等化做得较好,城乡差异与区域差异较小。财政健康度良好的县域政府,更有意愿与能力打造地方文化品牌和推动各类民生与公益项目,体现在制定更多的地方治理政策,完成更多的民生工程与民生实事,在失业救济、困难群体帮扶等方面,财政状况较好的县域投入,往往是一般县域的数倍至数十倍。
县域治理现代化水平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的另一个原因是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财政负担合理,如黄浦区2020年债务总额/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为54.8%,苏州市姑苏区为56.8%。而部分非中心城区的经济强区、强县政府负债,尤其是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债务沉重。通过数据对比发现,地方债务问题,尤其是隐形债务问题已经较大影响了县域政府对于民生事业的投入。
此外,“三公经费”下降成为普遍趋势。公开数据显示,2020年98%的县域政府“三公经费”下降,其中67%的县域政府“三公经费”减少10%,如桐乡市、南浔区等“三公经费”下降幅度均超过20%。
其次,在电子政务、营商环境等指标性评价领域,区域均等化表现良好。在网上政务公开、电子政务方面,长三角区域普遍达到较高的水平。74.6%的政府网站2020年度公开政府信息超过2万条,38.8%的县域超过九成的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一网通办”并上线应用。在政府服务信息一站式办理中,申请条件、办理流程、办理期限、收费事项及联系方式等普遍内容清晰明确。江苏省8个县域、浙江省9个县域和安徽省11个县域,在政务服务全程网办率(“不见面审批”事项)或“最多跑一次”事项达到100%。如开办企业事项,各县域普遍承诺1天完成办理,甚至有承诺3小时完成办理。各地行政处罚结果信息公示信息基本能够做到公开透明。
再次,公共服务均等化在量上有较大进步,但在质上呈现巨大的县域差异。通过数据比较发现,在教育、医疗、环境保护等民生建设方面,各地都有比较明显的数据增长,比较显著的是体现在公共安全和环境保护方面,93%的县域刑事案件发生率呈现下降趋势,36%的县域刑事案件发生率下降幅度超过50%。但各县域的民生项目在质量上体现出巨大差异性。在养老床位、医疗资源、教育资源等配置方面,从数值上看,个别县甚至超过省会城市区,然而两者实际提供的公共服务有较大的差距。如2020年上海市徐汇区仅在建设养老服务体系中就投入9.62亿元,远远超过一些县域几百万的投入规模。绍兴市柯桥区提标发放救助金1.5亿元,帮助困难群众62.5万人次。上海市黄浦区、徐汇区在2020年教育支出均近40亿元,而一些县域在相近人口规模下教育支出仅为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总体上看,上海市徐汇区、静安区、黄浦区、南京市鼓楼区、苏州市姑苏区、杭州市原上城区、原拱墅区等地优质医疗资源特征明显,并且对临近县域产生资源辐射的作用。
第四,城乡县域在政府信息公开方面差异不大,但各地的公开标准差异显著。在长三角地区县域范围内,政府信息公开程度并没有呈现出显著的城乡差异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如2019年上海市宝山区政府信息公开率达到97.62%,2020年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主动公开各类政府信息39356条,滁州市所属各县信息公开均较为充分。在政府公开信息中,最为基础的年度政府工作报告,有11%的政府网站没有公开,政府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有8%的县域没有在政府网站公开,还有县域政府网站虽然公开,但无法通过站内搜索或仅公开在子网站。另外部分公开文件以图片或版权加密文档等无法复制文字的方式呈现,或仅以亮点解读形式表述,造成公开内容和基础数据大量缺失。
第五,长三角县域普遍重视规划制定,投入资源较多,引领性较强,但规划整体性与统筹性需要加强。在公开数据中,有27.4%的县域5年内县域规划费用超过400万元,此外,不少街镇、开发区、高新区也制定了众多规划。在规划的制定中,呈现出偏好国内外知名规划设计院参与的特征。通过对比理念规划与县域重大工程与实事项目,显现规划与实际项目匹配度不高。对比地级市规划与县级规划,显现整体性不高,反映出目前长三角县域在规划标准特别是统筹性与整体性上还有待加强。
最后,地方主政者的权力监督与完善机制,对于县域治理现代化成效影响较大。地方主政者对县域治理的影响反映在政务公开、民主执政、依法施政、民主监督与决策规划等方面。如杭州、南京等地县域治理均受到了前任地方主政者违法被查处的负面影响。
总的来说,长三角县域治理现代化研究的时代意义具体表现在“治理现代化”与“县域”两个层面。正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强调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县域是国家治理体系中最完整的微观单元,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集中体现,所谓“郡县治,天下安”,县域政府也是公共服务的主要责任主体。
县域治理现代化指数之所以聚焦于长三角区域,首先是贯彻落实《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精神。纲要将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辐射带动整体高质量发展。
其次,县域治理现代化是长三角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升的根本保障,是长三角地区实现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高质量发展样板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引领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改革开放新高地战略定位的制度基础。加快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切实发挥长三角地区的制度引领作用,最终实现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最后,长三角县域治理现代化指数研究也是继承与发扬张謇精神的具体体现。百年前张謇在实业、教育与民生领域的现代化事业,夯实了基层民主自治的经济社会基础,是20世纪初期中国区域治理现代化的典范。长三角县域治理现代化指数研究,作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进行的新尝试与新探索,有助于定量化描述长三角地区县域治理发展、治理现代化和治理文明的实现程度,发现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薄弱环节,明确区域治理一体化的发展方向,对全国县域治理现代化发展,必将产生积极的导向性作用。
今后长三角县域治理现代化的指数研究成果,除作为江苏省张謇研究会立项课题外,还将成为年度发布内容,未来将进行有关县域治理现代化蓝皮书编撰工作,并公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