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时期，中国就有将5种灰混合来制造玻璃的技术；到了唐代，玻璃制作已经不再停留在仿制的阶段，而是自成一派；到了宋代，中国的玻璃制作在传统工艺基础上吸收西方技术，出现了形态多样的玻璃器；而清代的琉璃则接近现代的玻璃。

　　“丝绸之路今天已是世界地图上没有的道路，然而它对我来说却是现实中存在的道路，是我必须走下去的道路。”日本著名画家平山郁夫因痴迷丝绸之路的艺术宝藏，曾广泛收集流散于民间的丝绸之路艺术品。前不久，由敦煌研究院和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主办的“琉光溢彩——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藏古玻璃器珍品展”开展，325件璀璨的古玻璃器件惊艳亮相，折射出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

　　随丝绸之路传入东方

　　“方椎夜光之流离，剖明月之珠胎”。在人类早期文明中，火与土的“协奏”从未停止过，陶、青铜、玻璃是古代人类最早开始使用的3种材料，作为艺术与工艺交汇的产物，玻璃于公元前3000年诞生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地区，广泛传播于古罗马，后通过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交流传播至东方。古代的玻璃技师匠心独具，开创了各种制造技术和装饰工艺，留下无数令后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品，为后人打开了一扇与璀璨文明“亲密接触”的绚丽窗口。

　　《后汉书·西域传》有记：“（大秦）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虎魄、琉璃、琅玕、朱丹、青碧。”这里的琉璃，指的就是玻璃器。据考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地中海地区生产的“蜻蜓眼”玻璃珠流入中国，从汉代开始，伴随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中亚与西亚的玻璃制品作为昂贵的舶来品运抵中国，成为上层社会奢侈生活的标志。

　　中国科学院干福熹院士所著的《丝绸之路上的古代玻璃研究》一书考证，我国新疆地区出土的商周时期的玻璃制品是我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玻璃制品；到了汉代，玻璃制品大量传入中国，通过丝绸之路这条传播链，玻璃产品东传也伴随着玻璃生产技艺的东传。干福熹认为，作为丝绸之路亚洲段中心的中国，又将古代玻璃制品及其制作工艺向日本、朝鲜半岛和东南亚传播和交流。

　　看我“七十二般变化”

　　从宝石的“替身”到器皿，再到华丽的装饰品，从古至今，玻璃都是一个拥有“七十二般变化”，流光溢彩的“精灵”。早期玻璃以珠子为代表，是早期古代西亚和地中海地区玻璃制作最主要的形态，后来出现了各种容器，以硬核成型技术生产的花瓶等各种容器为代表。到了公元1世纪，玻璃进入吹制阶段，制作更加容易，器型也更多，玻璃器胎体变薄，具有透明度。到了古罗马时期，玻璃的制作工艺得到迅猛发展，吹制、吹模、切割、雕刻、镌刻、缠丝、镀金等技术不断出现，玻璃器很快融入了人们的生活，刻着精美花瓣纹、带脊纹等纹样的碗、金篚簾等成为人们宗教活动和生产生活中的新宠，盛放香膏和香油的华美器皿展现了古罗马人的情调，盛放眼泪的小型玻璃器承载着生者对逝者的缅怀……

　　盛行于公元4世纪的玻璃镂雕技术是古罗马玻璃制作技艺的巅峰，也是最为奢华的一类，如悬挂式镂空玻璃油灯等。伴随技术的精进，层层叠加不同色彩的玻璃料的横截面形成了五彩斑斓的马赛克玻璃，这种技术让玻璃匠人有了更多发挥创造力的空间，它也是各种玻璃器具制作的基础，而将带花纹和螺纹的马赛克玻璃切片铺满模具，熔化后做成的玻璃盘子和杯子，看上去就好像开了很多花一样。这些精湛的玻璃制作技艺和极具艺术价值的玻璃制品，让人不禁为古人的聪明和智慧所折服，流光溢彩的玻璃艺术珍品，为世人打开了一个充满浪漫与美好的世界。

　　作为商品，玻璃在输入中国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玻璃制造工艺的发展。东晋时期，中国就有将5种灰混合来制造玻璃的技术，但是并未得到推广。到了唐代，玻璃制作已经不再停留在仿制的阶段，而是自成一派，制成的器物古朴大气、独具特色，例如，陕西法门寺出土的玻璃托盏，便是中亚、西亚从未出现过的，属于地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产器物。到了宋代，中国的玻璃制作在传统工艺基础上吸收西方技术，出现了形态多样的玻璃器。赵汝适《诸蕃志》载：“琉璃出大食，诸国烧炼之法与中国同，其法用铅硝石膏烧成，大食则添入南鹏砂，故滋润不烈，最耐寒暑，以此重于中国。”这充分体现了当时中国与外国在玻璃制作方法和原料上的特点。元代寺院的琉璃塔是典型的传统琉璃，而清代的琉璃则接近现代的玻璃，两者之间已经没有多大的区别了。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文化在交流中发生了碰撞，在融合中得到了提升，在借鉴中得到了升华。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玻璃工艺几起几落，逐渐走向成熟。

　　与文化“共舞”数千年

　　一沙一世界，小小的琉璃珠在火焰的洗礼下，焠炼成一份匠心。在历史的长河中，玻璃的地位曾一度凌驾于宝石、金银之上，最为独特的是，中国古代玻璃自出现伊始，就与丝绸之路结下不解之缘，例如《西游记》中，沙僧之所以被贬下天庭，后成为唐僧的徒弟保护其西天取经，就是因为他打破了王母娘娘的一只琉璃盏。玻璃与文化“共舞”数千年，给我们展现了古人高超的加工制作技艺，其发展更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

　　“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千家献黄金，万匠磨琉璃”“霁晓气清和，披襟赏薜萝。玳瑁凝春色，琉璃漾水波”……我们古代的文人骚客总是用琉璃形容纯净、高贵的事物，到了唐代以后琉璃还成为贵妇人的服饰点缀，并用来制作钗、钏等首饰，并很快成为时尚，蔓延到更广泛的社会阶层。然而，伴随时代的发展，玻璃从“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做”，到“国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再到如今在各领域的广泛应用，体现了它的“命运多舛”，也彰显了它强大的生命力，正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齐东方教授所说，历史上各个地区文明的发展不是封闭且孤立的，而是开放包容、相互促进的，玻璃承载的不仅仅是丝绸之路厚重的历史，更反映了不同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它提供了一个突破国家、民族、地域限制进行交流的最佳范例，也促进了中华文明在不断积淀中走向辉煌，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世界多种文明的融合发展提供了深刻的启示。